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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费尽心机的努力大部分终究还是落空了，因为发生过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和彻底抹去。纵使从书本里抹去了，人心里也是抹不去的。而且，即便再处心积虑的人为篡改和作伪，也终有百密一疏的时候。朝廷的御用文人们无奈地发现，每一次用一个谎言遮盖住了一处漏洞，就一定会造成新的自相矛盾之处。以《太祖实录》为例，作为对太祖皇帝朱元璋言行的“实录”，它最初完成于1402年（建文4年）初。“靖难之变”以后，其内容显然不符合新君的政治需要。对它的第一次修订完成于1403年（永乐元年）夏天，但由于时间仓促，这一版内容漏洞百出，以至于不得不销毁。1411年末，朱棣下令再度对它进行修改，这一版直到6年半后的1418年6月才最终完成，它也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版本。
终永乐一朝，“建文事”是一个无人敢触碰的禁忌，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那些不义和残暴已经被时间冲刷干净。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桩违背世道人心的严重罪行日益成为加诸这个王朝身上的一道永远无法解脱的诅咒，时不时地对它的政治合法性发起难以应付的严峻挑战。
沉重负担
报应很快降临到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的头上。
有时历史真是惊人相似，同自己的父亲朱元璋如出一辙，朱棣也有两个性情气质截然不同的儿子：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朱高炽（即后来的仁宗）仁厚良善，满心渴望将儒家经典中描绘的“王道”理想付诸现实。而朱高煦则强悍暴烈、精力旺盛，活脱脱就是当年的燕王再世。
与谨慎的朱元璋不同，朱棣从不掩饰自己对长子的不喜欢和对汉王的欣赏，并不止一次流露出想要立朱高煦为太子的念头。但在全体朝臣近乎团结一致的反对下，最终只得无可奈何地立了燕王时代就已被朝廷册封为“世子”的朱高炽。这里面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朱高炽生了一个被朱棣视为掌上明珠的“好圣孙”，也就是后来的宣德皇帝朱瞻基。
但即便如此，朱棣仍不能忘怀他的那位次子。史载，有一次他竟然抚着朱高煦的肩膀对他说：“勉之，世子多病。”这为日后的干戈埋下了伏笔。
1426年（宣德元年）9月初，在朱瞻基登基仅1年后，他那迫不及待的叔父（虽然朱高煦对他的兄长、太子朱高炽素来不敬，但后者即位后对其宽大为怀，再说这位洪熙皇帝在位仅10个月，因此汉王与朝廷还算相安无事）终于跳出来发难。他指责自己的侄子败坏永乐帝立下的“祖规”，并大肆任用“奸臣”……这些指控几乎照抄了20多年前朱棣对自己侄子的指控。
但朱高煦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好运，因为朱瞻基并不是朱允炆那样的书呆子，他从小就既继承了父亲的开明睿智，又具备了祖父的英武强悍（这是他深得成祖喜爱的根源，据说朱棣提到这位孙子时每每对人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年轻的朱瞻基还从他那深受爱戴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忠心耿耿且精明强干的大臣班底。在经过一番犹豫和争论之后，宣宗御驾亲征，仅花了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击败叛军，将那位妄想仿效明成祖的造反的叔父从山东封地抓回北京，处以极刑。
第二次“靖难”就这样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口诛笔伐中可耻地失败了——有了上一次“靖难之变”的惨痛教训，从朝廷大臣到士大夫精英阶层，都决意阻止这样的不义和混乱再度重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