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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大清洗”中,赫鲁晓夫信守承诺
- 铁托:“问题在于制度”
- “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 告别政坛的“绝唱”
新军在几次交战中证实了它的价值,但是,这仅仅加剧了近卫军及其盟友的恐惧和反对。他们以旨在利用穆斯林居民的畏惧、偏见和狂热的一个精心组织的运动来进行反击。他们散布谣言说,新军是基督教异教徒的一个发明,谢里姆创建新军就是因为他不再是伊斯兰教的真正的保护者。如此,引起了大量的骚乱,使近卫军能迫使谢里姆于1808年5月退位。两个月后,当谢里姆的支持者们试图将他从囚禁他的宫殿住室里营救出来时,他被绞死了。 回顾起来,很清楚,谢里姆试图做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早一个世纪时就已完成的事情。他失败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并不象俄国沙皇那样是一个强有力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然而,他的失败更多的是由于这一事实:近卫军与他们在乌力马委员会、官僚机构和宫廷中的盟友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比彼得所曾面临的任何反对派强大得多的反对集团。此外,谢里姆没有可依靠的中产阶级、群众党或群众运动。给果,奥斯曼帝国在1808年末时似乎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没有变化且不可改变。 然而,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同俄国人一样,为西方以直接和间接的许多方式所渗透、影响和控制。渗透的几条途径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同俄国人一样,发现要自我保存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世纪中,西方诸强国为了阻挡俄国对中东的扩张,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但是,军事西方化不仅仅包括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访问。事实证明,要支持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除了必须教授军事科目外,还必须教授欧洲的语言、数学和科学。必须建立医科学校、医院、技术工厂、制造重武器的铸工厂、海军兵工厂和造船厂。而且,被派到国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识。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机构中,军队成为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观点上最西方化的机构。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这一点并不出人意外。 在宗教领域,西方也对穆斯林中东有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和建立学校。到1875年,仅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有学生80O0人。学生中大多是亚美尼亚人,其余的是基督教徒,因为改宗在穆斯林当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于整个帝国的外国学院如美国人经办的君土坦丁堡女子学院和罗伯特学院(也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在贝鲁特的圣约瑟夫的法国耶稣会大学里,可发现相当数目的土耳其学生。土耳其人自己这时也已建立了几所高等学校,包括医科学校(1867年)、帝国高级中学(1868年)、君士坦丁堡大学(1869年)、法律学校(1870年)和政治学学校(1878年)。这些年里,土耳其的新闻业也正在迅速发展。1859年时。帝国中只有一份官方周报和一份半官方周报。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报和几份周报。此外,在诸如君士坦丁堡、士麦那和亚历山大之类的城市里,出现了6份法国日报,为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阅读。 至少与这种文化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由法国外交官和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为首的一家欧洲辛迪加经过10年的开凿之后,于1869年使苏伊士运河通航。这运河的作用是使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的商人路线上。当时,奥斯曼政府正绝望地陷入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债务中。他们于1854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他们的债务总数达英币2亿镑。他们每年约需英币1200万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笔款子等于帝国总岁入的一半多一点。事实证明负担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欧洲诸强国于1881年强行设立奥斯曼国债管理处。这一机构主要由外国代理人组成,其任务是照管来源于各种专利事业和关税的岁入、为偿清帝国的债务服务。 外国势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公用事业。此外,帝国仍受制于外国人自15世纪起就在奥斯曼帝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条款即治外特权。这些治外特权包括免受奥斯曼朝廷的管辖和免交包括个人税和关税在内的某些赋税。这些赋税被规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奥斯曼政府不得擅自提高,除非经欧洲诸强国同意;不用说,欧洲诸强国是不会轻易同意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奥斯曼帝国甚至出俄国更多地处于与欧洲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