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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这一切在土耳其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讲秩序，也不讲公正。如果资本为一千，他们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穷困，而不认识到其臣民的财富也就是其王国的财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们除了只是破坏外，不创造任何事物。愿上帝将他们毁了，使希腊可以成为基督教的，使正义可以占上风，使政府可以象在欧洲一样得到建立；在欧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权益而无须担心任何不公正。…… 普里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对巴尔干的民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不仅是因为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而且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和外部世界之间起了中间人的作用。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都促进了其同胞的智力发展。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本国语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国大学受教育提供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的启蒙运动的影响。当时的一个新教传教士抱怨说：“希腊的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腊人后裔中有才华的杰出人物，习惯于呷吸伏尔泰和卢梭的毒汁，因为后者的著作已被翻译成现代希腊语。我遇到过一些希腊人，他们热心地为自然神论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学说辩护。要对付他们的诡辩，需要才能。” 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时代变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动性。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景象印象极深。一个当时的希腊革命者证明：“总的来说，法国革环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作出行动时，他们开始采取使自己获得解放的措施。” 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觉醒的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他们与西方的交往频繁，他们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荣传统促进了民族自尊心，他们的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民族觉悟。继希腊人之后的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除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尔维亚新拓展地的促进性影响外，还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暗示了巴尔干其他民族的民族复兴速度较缓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定居在靠近奥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的坚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罗马尼亚人遭受着巴尔干半岛上独特的尖锐的社会分化之苦，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阶级和无生气的农民群众。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其原始的部落组织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况最坏。 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从19世纪初叶到2O世纪初叶，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的起义。希腊人在经过1821至1829年的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早在1804年时就举行起义，但只是到1815年时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于1859年赢得自治，于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更迟些，至1878年获得自治，至1908年获得独立。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岛。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而且，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战争，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所剩下的全部领土，仅保留了从君土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如此，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自165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退缩，至1815年退缩到多瑞河，至1878年退缩到巴尔干半岛中部，至1913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退缩，巴尔干诸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起而代之。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通过促进准备在这一思想意识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发展，通过不时地帮助巴尔干革命者从事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