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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 斯大林：“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
- 新的“大清洗”中，赫鲁晓夫信守承诺
- 铁托：“问题在于制度”
- “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 告别政坛的“绝唱”
为了应付开支，每个成员不得不将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献给委员会的金库，而富裕的成员除交纳这笔会费以外，还要在委员会需要资金时作慷慨的捐赠。委员会秘密地购置武器和弹药，并每年拨出很大一笔款子供那些在为事业奋斗时失去了生命或自由的成员的家属维持生计。分派给成员们的任务有好几种。有些人任通信员，以各种方式乔装打扮之后，往返于帝国各地传送口头的报告和指示。……有些男子必须暗杀那些被委员会到处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险的热情反对运动的政府官员和正在找到猎物的臭迹的宫廷密探。另有一些成员为了事业起见而奉命充当间谍，终于将反间谍活动进行得非常彻底，以致挫败了宫廷的间谍活动。……当然，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服马其顿驻军即第三军站到事业一边。……渐渐地，许多青年军官被接纳为会员，接受指示去把普通士兵们争取过来。……最后，整个马其顿军队被争取到青年土耳其党的事业一边。 这些谋反者于1908年7月公开造反，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发展有两个。一个发展是外来干涉的威胁。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08年3月提出成立马其顿自治政权。这时，所有土耳其人，不论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独立的序幕。稍后，有人宣布，英、俄两国的君主将于6月10日在雷瓦尔会晤，讨论马其顿的改革问题。萨洛尼卡的组织这时被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它担心雷瓦尔会晤的最后结果是瓜分奥斯曼帝国，所以决定立刻来取行动。 委员会用电报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碟，威胁说，如果1876年宪法不在24小时内得到恢复，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国务会议劝阿卜杜勒·哈米德答应最后通牒的要求。伊斯兰教法典权威即帝国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权威拒绝作出同意镇压造反者的判决。因此，7月24日，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恢复宪法。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形势，他又说，他以往一直赞成立宪政体，但是，被邪恶的地方议员们引入了歧途。英国大使说：“我想，这位苏丹是当代喜剧演员中最伟大的一个，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在大众面前摆出了这样一付姿态：他是人民的纯朴的、慈爱的父亲，只是40年来在关于人民的真正愿望的问题上一直为其顾问们所欺骗。” 苏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拥抱。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恩维尔帕夏大声说；“不再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和穆斯林。我们都是同一蓝天之下的兄弟。我们人人平等，我们为自己是奥斯曼人而自豪。”这种欣快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很久。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权与权力分散的问题，这时必须作为一个迫切的政策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予以正视。此外，新的领袖通常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反革命活动、夺取对首都的控制时，这种不和达到了顶点。青年土耳其党聚集起他们在马其顿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经过数小时的战斗之后占领了这座城市，然后强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尽管他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犯罪未得到证实。根据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讲，他10年里没读过一份报纸。因此，他充当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温顺的傀儡，青年土耳其党这时已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无可争辩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他们试图加强他们的帝国，使其现代化，但是没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着推行中央集权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们愈坚持这样做，引起的反对愈多。这时，要拒绝接受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从属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觉醒，已为时太晚。因而，结果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阿尔巴尼亚人于1910年拿起武器，两年后，巴尔干各国结成一个联盟，反对土耳其人。其时，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耳其党决定与同盟国共命运以前，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不断地处于交战状态。 显而易见，土耳其人为适应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证明是异常无效的。因为宗教传统和历史传统，他们比俄国人更不受西方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最后更易受到西方的攻击。他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因此。他们的军队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导者外，还一直依赖于西方的武器。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诸强国的相冲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力量。它的幸存不应掩盖以下事实：这帝国仅仅经西方的勉强同意才生存下来，它在政治团结、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方面们毫无希望地不如西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