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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 斯大林：“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
- 新的“大清洗”中，赫鲁晓夫信守承诺
- 铁托：“问题在于制度”
- “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 告别政坛的“绝唱”
西方的所有这些压迫和控制的影响不可能得到精确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它们逐渐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坚如磐石、难以攻破的伊斯兰教结构。运河、铁路、银行、传教士、学校和报纸构成了一个背景，从而说明了19世纪后半世纪在土耳其人中间发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觉醒。 这一觉醒的最著名的领袖是易卜拉欣·希纳西、那米克·凯马尔和阿卜杜勒·哈米德·齐亚。这些人并不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然而，他们确具有某些共同的经历，确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则。他们都曾在西欧生活过，都不仅对西方的物质成就而且对西方的思想和文学印象极深。他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决心消灭他们这时认为是波斯的古典主义的暴政的东西，这种东西以往长期地支配着奥斯曼的语言和文学。他们丢开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词、措词而采用更纯正、更简单的土耳其语。他们翻译外国的著作，尤其是法国作家加拉辛、拉封丹，卢梭、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著作。他们创办了第一份独立的土耳其报纸；这份报纸虽然发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馆和市场有广泛的读者群。 这些早期的改革者没有组成一个政党。当时，奥斯曼帝国仅有的真正的政党是在个别的政治领袖周围聚集起来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但是，到1865年，由倾向于西方的青年作家们组成的一个界线相当分明的集团已围绕报纸“Mushbir”即《喜讯先驱报》而形成。这家报纸除了支持别的事物外，还主张引进某种形式的立宪代议制政体。这一点是帝国政权所忍受不了的，它于1867年查禁了这家报纸。报纸编辑及其同事这时发现他们所处的境况与19世纪初谢里姆三世所处的境况相同，由于缺乏群众支持，他们不得不逃到巴黎和伦敦，在那里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抨击帝国政权。 当时，土耳其少数政治家已认识到，一个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纲领是帝国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其中杰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们两人都担任过最高的大臣，颁布过许多改革法令。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国内的一次财政危机和巴尔干地区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退位。然后，他制订了一部宪法，该宪法规定了一个民选议会、一部权利法案和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这一宪法，然而，他无意遵守宪法。1877年1月，他撤销米德哈特的职务，将他逐出君士坦丁堡。当时，仅有的抗议迹象是在墙上出现了少数标语。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临着一种群众的惰性，这种惰性可与1825年使俄国十二月党人彻底失败的那种群众的惰性相比。因而，阿卜杜勒·哈米德能在19世纪其余的时间里作为其帝国的无人挑战的主人进行统治。 在那数十年间，阿卜杜勒·哈米德通过无情地反对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分裂性力量来执掌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阻止人们去国外旅行、学习，保持一大批密探，并对新闻界实施严格的检查制度。他的特务们时常将小批小批的不满分子撵走；这些不满分子多半是知识分子和官员，通常逃到巴黎避难。他们在那里出版批评哈米德独裁政权的期刊和小册子，因而在西欧一般被称作青年土耳其党。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下的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在内的各从属民族的革命领袖们也加入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所有这些民族的代表为了组成一个反对独裁政权的共同战线而于1902年2月在巴黎举行一次大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除了他们都不喜欢这个苏丹外，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没取得一致意见。一群人希望土耳其人占优势和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而另一群人则赞成实现一个权力分散的、各从属民族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国。 当流亡的知识分子在巴黎争吵不休时，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军队的领袖们正为打破苏丹对帝国的控制而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他们大多在西方学习过，或者与在帝国国内的西方军事代表团有过交往，因此，他们已开始认识到苏丹的僵硬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是过时的、危险的。他们组织了“奥斯曼自由协会”，总部设在萨洛尼卡。陆军军官是这一团体的骨干，不过，他们得到了其他团体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萨洛尼卡的人数最多、最富裕的犹太人的大力援助。自由协会被组织成5人小组，因此，每个人仅了解组内的4个成员。新加入者必须由一个正式成员做保证人，并在预备期内受到仔细观察。为了通讯联络，每个小组都有一个“指导者”，他从另一小组的“指导者”那里接受最高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且必须立刻传递命令。有人对协会的活动作了如下描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