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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当年清军打下广州后，就有不少抵抗失败的广东人不愿屈服外族统治，沿着海岸退到了越南，之后进至东南亚各地。与此同时，闽南失守，不少福建人也选择流亡，渡海去了菲律宾和印尼等地。此后还有不少海南岛人和成批的客家人，也不堪忍受清朝的统治，迁徙到东南亚去了。
据东南亚史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17世纪前后，大批跑到东南亚的华侨，从来只认自己的省籍或族裔，比如自己是广东人、福建人、客家人等，很少清楚或在意国家归属。即使东南亚殖民当局会把他们视为“中国人”，他们看自己也依然如故，始终各有各的会馆或同乡会，各自经营各自的行业。比如，在曼谷，“97%的典当商铺属于潮州人，他们还控制了70%的大米贸易和90%的中医业。美容业中50%的生意由海南人经营，59%的机械工场由广东人掌握，90%的造纸业在客家人的控制下。”
留在广东当地没有离开的广东人，即使经过了200多年，和清政府的关系仍会紧张。除了前文提到的现象，清朝官员的奏折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就曾向朝廷诉苦称：广东一些地方“百姓习以械斗，日以兵刃相接”，“富乡大族，均各筑立土城，广置炮火，以劫掠为事”，“地方官征求钱粮，动须募勇下乡。力胜则尚能催征三四成，力不胜则通县钱粮皆抗不完纳”。
爱乡不爱国，这在农业社会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不惟近代中国底层社会如此，即便前工业时代的欧洲也是一样。欧洲中世纪长期通行的是领主制经济，又称封建庄园制度。农民依附于土地和领主，领地分封或划分又是阶梯状的，“我的附属的附属不是我的附属”。国家实际上是由各地区的大领主们分别治理，国王只是个象征，最多也就是更大些的领主罢了，但下面的领主们并不都对国王或国家负责。反过来，农民和领主及土地的关系，却捆得很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农民热爱的是自己的土地，效忠的是自己的领主，对更大范围的国家，既很少认识，也无从产生感情。
在乡土环境中生活的人，熟悉的是费孝通所说的那种“熟人社会”的规则。大家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互帮互助，一切道德、规矩都是既定的，习以为常的，因而人与人之间不仅关系简单，而且相互信任。不过，随着商品经济日渐繁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到满是陌生人、连话都听不懂的城市后，不可避免地会在城市中建立小的熟人社会圈子。历史上最早的同乡会组织，就形成于欧洲中世纪早期大学开始兴起的时候。在11世纪起家的巴黎大学、博罗尼亚大学里有来自欧洲各处的青年学生及学者，为便利解决个人无力解决的种种问题，就自发地组织了许多“同乡会”。在18、19世纪欧美移民潮兴盛期间，类似的同乡会也都曾大量出现。
在中国，成规模的同乡组织，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主要是冠以地方名头的各种“会馆”，为来到城里的同乡提供一个聚会交往的处所。清末，地方自治之风吹起，政府管制稍松，特别是在留学海外的青年中间，具有互助性质的同乡会之类的组织也大量涌现出来。
但是，进入到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思想浩浩荡荡，“民族建国问题”首当其冲，建设一个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新中国的问题，摆在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人面前。同乡观念、同乡组织，以及越来越流行，以一地、一省、一族为利益共同体的做法却明显地强化，甚至拉大地方省籍族群间、地方与中央间的隔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