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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历史

2011-04-25 09:46:58    文化素质网

然而,甚至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印度村庄在任何基本方面均没有被改变。单个单个的地区遭到蹂躏,但最后,耕种者回来恢复其传统的制度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迟至1830年,英国总督查尔斯·梅特卡夫还提到并强调了印度村庄的这种永恒的、不可毁灭的特点: 村社是小小的共和国,几乎拥有他们心里想要的一切东西,几乎不依靠任何外交关系而自立。他们似乎在其他东西无法保持原状的地方继续处于原状。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崩溃;一场革命接着一场革命发生;印度人、帕坦人、马拉塔人、锡克人、英国人依次成为主人,然而,村社依然如故。在动乱时期,他们武装自己,增强自己的力量;一支敌军穿过乡下乡村社将自己的牛关进围墙,让军队平静地通过;如果掠夺和破坏是对准他们自己、敌方使用的力量又不可抵抗,他们就逃到远处友好的村庄,但是,当风暴过后,他们便回柬重操自己的营生。即使当地连年出现不断的掠夺和残杀,以致村在无法被居住,但每当恢复和平的力量复活时,村民们仍然会回来。一代人也许死亡了,但下一代人会回来。子孙代替他们的前辈,村庄建于原来的地点,住宅造在原来的位置上,同样的土地由那些在村庄人;减少时被赶去的人的后备再占用;将他们赶走不是件小事,因为他们常常会在骚动、动荡的时代里保持自己的阵地,并获得足以成功地反抗掠夺和压迫的力量。

二、英国的征服

相对地说,英国人到来以前,印度的村庄是不变的、自给自足的。但是,在探讨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影响之前,我们将考察他们为什么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不太费力地征服整个印度的原因。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在亚布奎于16世纪初占领果阿之后的250年里(见第九章第四节),欧洲各国在印度的地位实质上一直是相同的。25O年里,他们仅能坚守沿海的少数根据地。然后,在短短数十年间,势力均衡决定性地转变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受到英国的统治。 这一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西方各国的经济、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来解释。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印度对西方的屈服较中国对西方的屈服要早得多。因此,必需考虑印度本身普遍存在的状况。首先,莫卧儿的力量和权力已衰落(见第二章第四节)。这使穆斯林军阀和地方总督能在各地区宣告独立、建立个人王朝。用这种方法,海德拉巴的尼扎姆于1724年开始当权,海德尔·阿里和他的儿子提普·苏丹把自己安置在迈索尔(父亲于1761年执政,儿子较晚)。同时,信奉印度教的人通过组织一个其中心设在浦那城的强有力的「马拉塔]联盟来坚持自己的权利。马拉塔人赢得对整个德干的控制,然后,约1740年前后,开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莫卧儿人。因而,18世纪时,随着各种官员试图把自己的职位转变为世袭的诸侯权位,随着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与印度或外国的任何势力私通,印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因而,英国人能够挑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印度王公,直到他们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为止。这种情况全然不同于中国;在中国,满族帝国结构仍然完整无损,从而迫使所有的外国人与在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换句话说,18世纪时,印度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分裂,而中国,在ZO世纪满人被推翻、地方军阀崛起以前,却用不着经历这种分裂。 大大地促使印度易受攻击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一商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密切关系。这些公司能比较自由地在印度经商(它们在中国几乎遭到完全的排斥)。16世纪时,印度的经济很少受到贸易的影响,因为贸易主要限于香料和纺织品。但是,17世纪时,除了硝石外,还有各种商业性作物如靛蓝、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孟加拉是这一贸易的中心;在那个地方,这时出现了富裕的土著商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在莫卧儿官员的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变得愈来愈不安分。正是这些商人中的一个叫活跃的塞斯的人,收买了那些想来该遵照孟加拉的纳瓦布即总督的命令行事的将军的忠心。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年),这些将军避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失去了65人。正如一个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普拉西是“一笔交易,不是一场战斗”。 英国人这时是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不过他们继续在形式上承认傀儡纳瓦布。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莫卧儿军队之后,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这些富裕的地方收税的权利。这为谋取利润和露骨地敲诈开辟了多种多样的机会,英国代理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通过增加赋税、控制贸易和接受土著官员的许多“礼物”,他们为自己和在伦敦的上司积聚财富。公司官员和他们的印度代理人也不承担问印度商人征收的很高的税。两位英国历史学家说:“人们已明白,策动革命是天下最有利可图的把戏。歇斯底里曾支配着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时代的西班牙人,而对黄金的贪欲是自那时以来所无可比拟的,它充满厂英国人的头脑。特别孟加拉,直到被榨尽血汗时才重新经历和平。”1769年5月24日,公司雇员理查德·比彻在给他在伦敦的主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有理由认为,自‘底瓦尼’落入公司手里以后,这国家的人民的状况比以前更坏,那必定会使一个英国人很痛苦。……这一美好的国家在最专制、最任意的政府的统治下曾繁荣一时,现正濒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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