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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情况相结合，亚历山大二世能在1861年3月1日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的条款，所有农牧都被宣布为是自由的，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间进行分配。贵族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给农民而得到政府付给的长期国库券。作为回报，农民必须交纳49年的赎地费以偿还政府。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甚至比美国历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更重大。在美国，《解放宣言》仅关系到少数黑人，而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涉及到占压倒多数的人口。解放农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欧因决定性地促成了俄国的工业化而进一步削弱了俄国的旧制度。工厂工人的数目从1865年的381000人上升到1890年的162000人，进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0000人。到1913年，俄国生产的铁和法国生产的一样多，俄国生产的煤为法国生产的四分之三。工业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半个世纪中的这一迅速发展，并不仅仅是由于西方的援助。沙皇政权采取了加速工业化的各种措施，包括提供津贴和实行保护关税。但是，西方所作出的贡献的意义从以下事实中能觉察出来：1917年，投入俄国工业的5亿英镑的总额中，正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国投资构成的。外国资本控制了50%的煤和石油产量、60％的铜和铁矿产量以及80%的焦炭产量。 这些发展意味着1914年的俄国比起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时的俄国更与欧洲相似得多。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相似之处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国社会中的某些分裂和冲突。其中之一是农民群众的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他们决没有满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中的条款，他们觉得，这些条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给了贵族。在以后数十年中，随着农民人数迅速增加，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也相应增长，变得愈来愈不满足于现状。农民不满的另一根源是难以忍受的沉重的税收负担。他们不仅要为他们在1861年时得到的土地交纳赎地费，而且还要交纳各种地方税。此外，他们还要负担俄国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因为很高的保护关税使他们所购买的制成品的费用上升。农民不满意的范围和强烈程度随着农民对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强烈反抗的日益频繁而变得明显。以下这段文字中描写的事件发生于1917年，但是，还有许许多多具有类似性质的其他事件发生于19世纪末叶和2O世纪初叶。 关系重大的1917年的9月的一天，在南方中央大草原的一条路边，一个男子爬上一根电话柱，割断了把北面地平线上的一个庄园主的住宅与沿着向南的铁路线的城市、警察局和兵营连接起来的一根缴细的通讯联络线。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庄园主的住宅此时十分孤独地坐落在那里，然而，情况并非真是如此，因为在见得到这一住宅的园林的地方，有几个农庄。因而，两个成分——农民和地主——暂时处于相互孤立地起作用的境地。几小时内，庄园遭到了洗劫，宅第陷号火焰之中，在火焰围内的某处，宅弟的主人死在那里。 这种农民的不满由1898年组织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从政治上表现出来。因为在1905年革命爆发以前，俄国不允许有政党存在。所以社会革命党只好作为一个非法的秘密团体从事活动。其政纲的主要点是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他们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首先，他们认为农民而非城市无产阶级是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其次，他们提倡并实行个人的恐怖主义行动，而不是依靠群众的组织和压力。在社会革命党内部，有一个指挥恐怖主义活动的非常秘密的战斗组织。它的成功可以从其著名受害者的长长的名单上得到估计，这些受害者包括地方的省长、国家的大臣甚至沙皇的叔父塞尔吉大公爵。这个战斗组织每成功地作出一次行动之后，就要发表声明解释并夸赞那次行动。它在暗杀内务大臣D·S·西皮亚金以后宣布：“在我们的大臣们学会理解人类的语言和倾听国民的意见以前，枪弹声是我们与他们交谈的唯一可能的手段。我们无须解释为什么要处死西皮亚金。他的罪恶太昭彰了，他的生命受到非常普遍的诅咒，他的死受到非常普遍的欢迎。” 与农民的骚动相一致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骚动。俄国工业化的早期日子里。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包括了对劳动力的严重剥削：16小时工作日、低工资、童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根据关于1895年莫斯科工人阶级住房建筑的一份报告，“不加夸张地说，这些地方只能与养牛的地方相比。即使在冬天，门窗打开时，空气也是沉闷的；沿墙壁一带和在睡觉用的长凳上，可见到发霉的痕迹。地板是看不见的。因为上面盖满了污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