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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作出了贡献。关于沙皇的“小父亲”的观念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政治气候也受到相应的影响．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证明了它们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的价值。诚然，1906年以后，一种平静似乎降临，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短暂的平静。例如，举行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05年的100万人下降到1908年的9万人，进而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罢工人数又上升到100万人，并在以后两年中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然后，所有的冲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在前线所遭到的灾难性的失败，新的暴风云聚集起来，沙皇政权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因此，1905年的俄国革命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五、结论 19世纪的俄国呈现了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悲惨景象：它试图使自己现代化，但仅获得不充分的成果，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现代化的伟大倡导者是1892至1903年的财政大臣塞奇·维特伯爵。他曾在1900年8月给沙皇的一份报告中，告诫沙皇注意迅速工业化的需要，他当时所说的话与25年后斯大林说的话惊人地相似： 国际竞争并不等待我们。如果我们不采取有力的、决定性的措施以便使我们的工业能在以后数十年间满足俄国以及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或者应该在我们的影响之下——的亚洲国家的需要，那么，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外国工业就会突破我们的关税壁垒，在我们的祖国和以上提到的亚洲国家中立足，并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经济上的落后也可能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 维特不顾一切地试图实现他所想望的工业化。他采用金本位制，给予某些工业以津贴，给外国资本家以特许权，在国外募集大量贷款，并设立很高的保护关税。俄国工业在这些刺激下确取得了良好进展，但整个国家与西方相比仍明显地、令人痛苦地落后。1897年1月的统计数字揭示了人们所熟悉的所有不发达的症状——文盲率高、婴儿死亡率高、按人口计算的公路和铁路的哩数很低、农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也同样地低。 俄国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正在进一步落后于西方各国。例如，它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在20世纪初突然上升，但仍赶不上德国的经济增长率。俄国愈是试图迎头赶上，便愈是落后。同样使人惊恐的是，俄国社会多数成员从根本上反对维特的工业化纲领。不仅心怀不满的工人是如此，农民和土地贵族也是如此，因为农民承担了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而土地贵族生来就希望保持其传统的土地制度、憎恨上升中的资本家，无论他们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因而，维特成为沙皇的一个政治包袱，于1903年8月被免职。他的免职使沙皇俄国的致命的困境显得更为突出——一方面渴望工业化的西方的物质成就，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偏爱本国的农民传统。关于这一矛盾的结果，有位高级官员在1914年2月准备的、关于与德国的战争的含意的一份备忘录中作了描述。他强调了俄国工业的“未发达的状况”、国家“对于外国工业的过于巨大的依赖”、“技术的落后”和“战略铁路网的不充分”。他下结论说，战争将象在1905年那样带来失败，而失败又将通过被唤醒的群众而带来革命。 立法制度和知识分子反对党在人民的眼中缺乏真正的权威，将无力阻挡由他们自己唤起的民众的潮流，俄国将被抛入无法预见其结局的没有希望的混乱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