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教徒们因尊重地理学一类学科并加以应用，故而发现了美洲大陆，并能横行于印度市场；这一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地理学的必要性。 切莱比抓住了欧洲在思想方面的进步和其海外扩张之间的联系。切莱比死于1657年，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他警告他的同胞们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在观察这一世界时瞪起犹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他的预言颇有先见之明。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迷信中，并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凭借自己的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美洲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德教帝国的主人。 三、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西欧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是促使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无可争辩、显而易见的因素。西欧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资源和生气勃勃的活力使西欧能对哥伦布发现美洲作出巨大反响。这种反响全然不同于早先对维余人探险所作出的反应，因为后者是微不足道、毫无成效的。这里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从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增长，但14世纪时，出现衰退，这由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这些因素包括：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至1349年，夺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后它又周期性地发生，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欧经济除了在14世纪曾衰退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猛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惨遭失败时为止。在那些世纪里，东欧对西方起着减震器的作用，从而大大帮助了后者的发展，这一点至今未得到充分认识。 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在10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的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那里的人口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们努力改进灾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的增长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帮助了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以因为那时所使用的轭在马使劲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得透不过气来。此外，由于没有钉固蹄铁，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蹄铁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共同拉一车货物。最后结果是，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即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地区。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颇令人吃惊，然而，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的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在西里西亚已有1500块新拓居地，由15至20万名殖民者耕种。 新开辟地的召唤力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危险。确实，后来在15和16世纪时，农奴制曾被强加给易北河以东一向自由启在的移民们。那时，粮食和林产品价格上涨、市场扩大，农奴主要趁此机会牟利，就必须确保劳动力的供应，为此，他们强制推行农奴制。但是，在此期间，西方的农民们大体上已自由起来，并保持了自由，只是种种约束的最终解除须待到 18世纪末即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组织和自由的劳动力。因此，欧洲诸国从事海外冒险事业的成功的程度与其摆脱封建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并非偶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