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曾国藩（1811-1872） 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长沙府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人。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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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中的时候，读了一些关于曾国藩的书籍，对他的事迹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当年曾国藩攻破天京之后，众将军齐到府上，意在拥他为王，可是曾国藩从室内走出，一言不发，只是写下了两句话：“倚天照梅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显然，他心中早就有了主意，可视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我在高中的时候曾作过一些探索，但是现在想来当时得出的结论显然不太科学，如今作为大学生，对此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摘自徐泰来的《全面评价曾国藩》）
这个问题牵涉的内容实在太大太多。在谈这个问题以前，先来看看诸位名人对他的评价：
1917年，毛泽东在通读《曾文正公全集》之后，对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进行了一番研究，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
梁启超对曾国藩推崇倍至：“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关于曾国藩的文章，梁启超说：“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饮冰室文集•新民说》）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对曾国藩薰陶出来的湖南精神钦服之至，１９２０年他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氏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这样一位令后人崇拜的人物，引来了论者的这种评价。作为一位权臣，他为什么没有做皇帝的念头，原因肯定不只一个，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原来我是按照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去探索的，可是现在看来人为的把成因割裂开来可能并不能很好地说明其中的关系，所以这一次从思想，背景，处境等角度加以分析。
1．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是忠君的。他中了举人之后改名国藩，取“为国藩篱”之意，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以科举起家，仕途腾达，到三十八岁时已升至四品京堂，十年七迁，连越十级，如此恩典，他必会感荷不已，决心“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说到底，扶持清王朝和旧次序，原也就是维护他自己及其所属阶级的利益，命运绑在了一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不会不明白。
2．曾国藩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将易经读通了，他多次在家书中说到自己在易经里读通了一个道理“削息赢满”，也就是易经说的一阴一阳为之道。晚年曾国藩又研读《易经》，精通刚柔之术，知道盈满则亏的道理。
易经集中了中国古代最高的智慧，阴和阳两个符号来代表宇宙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对立而相关的现象。曾国藩很早就认为自己阳的方面很多了，他说已经做了中级官员之后，祖父、祖母、父母都在，而且还有儿子女儿，兄弟姊妹也都有，所以他就提出了要求缺，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功名享受要不够，这就是偏重阴的方面，来进行平衡。到晚年他干出很大的事业，阳已经要不得了，所以他时时刻刻有一种恐惧之感，深怕因为阳刚太盛使自己陨灭，所以他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长寿的少，所以他求阴来补，所以退让、宽容别人、压抑自己，使得这种平衡尽量不要破坏。（选自国际易经网）
曾国藩很清晰地洞察到这样的局面，他淡化自己头上的光环。他将功劳归之于朝廷，归之于友军，而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声称做得不够。大量裁撤湘军，90%的湘军被裁撤。他恢复乡试，赢得了世人的称赞，渡过了表面风光，而实际上危机四伏的险恶的政治阶段。
54岁他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打下南京，朝廷在封赏之余，又对他手下的十几万湘军保持高度警惕。一面在颂扬，一面又在挑拨离间，恨不得一棍子打死。曾国藩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处于很险恶的政治局面中。他已权倾一时，已是荣耀毕至，他又怎么会奢求更多的东西呢？这点从他的书信言语中可以看出。他在给兄弟子女的书信中，经常说，我已深受皇恩，当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复何求呢？
3．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清政府存在着很多毛病，但是作为中国看西方的第一人，为什么他不来一场革命呢？
经济基础尚未能提出要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假如曾国藩真提出要引进什么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那他就不是经世致用的务实者，而是空想家了。可是，当时中国连产生这种空想家的条件都不具备。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文化的变化，一种新文化的建设，有一个相当长的由器物层面开始，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意识层面才完成的逻辑进程。曾国藩只能做到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器物层面开创时期所能做到的事。这一点，他做到了。因此我们称他为近代文化的首创者。
他一直是本着“师夷人之技以制夷”的观点的，在当时的环境下，纵使封建统治已经到了尽头，恐怕也没有人能够想到会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曾国反想的是在外交上的妥协能够国家争取一点时间，以励志图强。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没有摆脱传统的束缚，天皇的地位反而被提高了。中国洋务运动的不成功，恐怕不只因归咎于官僚体系的问题，更应该从国民和教育身上找原因。
似乎这里有点扯远了，我想说的是曾国藩既然不会考虑到改变一种制度，那么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改朝换代，要么继续做他的忠臣。
4．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年纪已经不小。假如曾国藩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他会不会得到和郑成功一样的名声呢？他就算有能力占得了这半壁江山，他又能维持多久呢？他死后，他的后人中有人能接替他吗？他的多个弟弟已战死沙场，他最有成就的九弟，脾气暴躁，这并不是当皇帝的料。他的儿子涉世尚浅，是个读书人，做官还可以,，做皇帝还差得远。
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如果他在这时候再倒戈相向，一个太平天国已让中国元气大伤，那么本来就已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岂不是要苦上加苦。清朝吏治腐败，如果再建立一个封建王权，对于中国有没有益处呢。改朝后形势也未必好转，反而只会加深中国所受的灾难，被世人唾弃。他无法救中华民族于当世，又何必多讨没趣呢。万一没有成功，那他岂不是复制了吴三桂的历史，自己的一世英明不就晚节不保了吗。曾国藩面对当时的局势不能不有所顾忌。
5．湘军在攻破天京后，疯狂地抢夺金银财宝，几天过后，可以看见湘军官兵个个都已把抢来的钱藏得严严实实。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整个湘军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
倚天照梅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想必曾国藩自己也清楚，这样的军队已经没有了战斗的动力，不可能再有对付太平天国时候的战斗力。骄兵必败的道理曾国藩是十分清楚的。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所以曾国藩裁军可谓是一箭三雕。一是表明了对清王朝的中心，二是保持了湘军的战斗力，三是减少军饷的支出。
他所统帅的湘军歼灭了横扫大江南北的太平军运动。当他位于事业巅峰的时候，他的幕僚、朋友劝他英雄不可自剪羽翼，不如独占江南半壁江山，与清廷分庭抗礼，他却坚决不肯。自古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幕僚朋友的相劝不无道理，可是曾国藩却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在当时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赌博。
从现在来看曾国藩的做法无疑是明智的。曾国藩避免了敌国破，谋臣亡的结局，飞鸟尽，良弓藏是最好的结局，可是他在平定太平天国的叛乱之后依旧发挥着他的作用。在当时，他确实比他的幕僚要看得更准，更远。站在当时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爱国的人，他这样做绝不仅仅是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甚至他能抵御住权力的诱惑岿然不动，实在是令人钦佩的。从他的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精通守身用事的人。曾国藩精通儒道两家的经典，从他办团练到剿灭太平军，再到功成身退，体现了入世与出世的完美结合。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的处世哲学也被后人奉为经典。
当然，以上这些原因只是通过阅读和分析得出来的一些结论，我并不知道哪种原因在当时起的作用更大一些，抑或还有一些原因我还没有发现。对于历史的探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似乎也只能停留在假设阶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