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柏林奥运会上，篮球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舒鸿也因执法决赛为国争光，但他未能出现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队伍中。舒鸿是奥运决赛中的第一位中国裁判，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师长。浙江大学为舒鸿做了雕像。在体育界，舒鸿令人敬佩。在赛场外，舒鸿还是维护正义、追求光明的斗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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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舒鸿赴国立浙江大学担任体育主任。两年后，即1936年4月，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上任没几天，舒鸿就找上门。当时，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酷爱体育运动的舒鸿向竺可桢建议，在五一劳动节期间，举办一次全校运动会，竺可桢欣然应允。经过交谈，舒鸿得知，原来，竺可桢也是个体育迷，酷爱游泳、网球。舒鸿索性提议，由竺可桢担任运动会总裁判并在大会上致辞。没想到，竺可桢爽快答应了。
当年10月，舒鸿从德国载誉而归，竺可桢为舒鸿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从此，舒鸿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各种体育活动都得到了竺可桢的支持。
在日军轰炸前救出学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确保师生安全和正常教学，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据原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39级学生吴俭农女士回忆，浙大从浙江建德分散撤离十几天后，他们在浙江衢州见到了竺可桢校长全家。随后，他们跟着竺校长沿铁路步行西进。走到江山附近时，大家发现一列废弃的火车。于是，竺校长招呼同学们暂时住进火车车厢休息。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找来舒鸿，请他带一部分女学生由江山步行至玉山。到达玉山时，已是暮色苍茫。最后，舒鸿找到一家棺材店，要求投宿。老板把学生们领到楼上的空房间打地铺，舒鸿则坐在门口休息。睡到半夜，吴俭农觉得脚痒得难受，便拿着脸盆下楼打水洗脚。刚走到门口，发现舒鸿还守在门口。吴俭农说明原委后，舒鸿一再叮嘱：“烫好了脚，立即上楼。”
走到一楼时，吴俭农发现，房间里灯光暗淡，十几个人扛着与棺材同样大小的东西匆忙往外走。吴俭农立即返身上楼，将楼下的异常情况告诉了舒鸿。舒鸿连忙跑下楼，不到一分钟，他便跑上楼狂吹口哨，并催促女同学们卷起铺盖，立即出发。
当时正是三九寒夜，北风怒吼，大家沉默着走出玉山城门。忽然，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几架轰炸机从头顶掠过。舒鸿立即喊道：“大家赶快分散卧倒！”话音刚落，玉山城已是火光冲天。没一会儿，城里的人流蜂拥而出，有的同学上前问道：“什么地方被炸了？”居民们回答：“棺材店都被炸光了。”
听到这个，同学们纷纷围着舒鸿高喊：“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舒鸿则向大家解释，当时，他下楼后，发现棺材店里抬出去的都是炸弹。既然将炸弹运出，说明藏炸弹的地点已被日本人掌握，极有可能被轰炸，所以，他不得不强迫大家赶快离开。
体育不达标不让毕业
西迁时，舒鸿向竺可桢提议，若学生体育未能达标，将不能毕业。竺可桢答应全力支持舒鸿的意见。浙江大学行至贵州遵义时，一名土木系的大四学生即将毕业，但因其体育科目未及格，舒鸿提出，按学校规定，此学生须再补修一年。该生百般求情，无奈舒鸿“铁石心肠”。最后，竺可桢想出一折中办法，该生再补修三个月。这名学生每天须到舒鸿家签到，然后再由舒鸿的助教领去上体育课，三个月后才算了结毕业一事。
水中签到逼学生学游泳
西迁不是“逃难”，在国立浙江大学迁往西部途中，师生一边行军，一边正常教学。一次，队伍行至江西泰和赣江南岸的白鹭洲，竺可桢和舒鸿相约一起畅游一番后，两人均发现，此地可作为学生游泳课的训练场所。于是，两人不约而同潜入水中，选中一水流平稳处后，他们用竹竿和绳索圈成临时游泳池，供学生使用。
游泳是浙江大学学生在夏季的必修课。舒鸿规定，游完50米方可及格。当时，很多学生害怕下水，舒鸿又不能将他们轰入水中，怎么办？
最后，舒鸿抱着一张课桌游入水中，将其置于一水浅处后，将花名册放在课桌上。上岸后，舒鸿“得意洋洋”地宣布：以后上游泳课，大家在花名册上签到，否则以旷课处理。如此一来，学生们“争先恐后”跳入水中。
支持学生痛打暴徒
抗战胜利后，国立浙江大学搬回杭州。1947年，全国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当时，浙江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于子三是一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在狱中被暗杀。随后，监狱通知竺可桢校长“于子三在狱中自杀，请速来领认”。
在舒鸿的陪同下，竺可桢来到狱中。当时，狱警要求竺可桢在同意于子三自杀身亡的声明下签字，竺可桢没有理睬狱警的要求，而是愤慨地写道：“我看见于子三死了。”
1948年1月4日，浙江大学全体师生为于子三举行追悼会。当时，为了阻挠召开追悼会，大批国民党特务和打手冲入校园，挥舞着手中的棍棒，残暴地毒打学生。此时，压抑已久的舒鸿挺身而出，他站在追悼会的主席台上向学生们怒吼道：“你们为什么不还手！”随着这句喊声，数千学生如怒潮般扑向暴徒。这下，刚才还凶神恶煞的暴徒们慌了手脚，仓皇逃出校园。
掀翻腐败官僚的酒桌
1948年，旧中国第七届全运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一天，因为一场篮球比赛结束得很晚，等舒鸿带着队员、教练和裁判走出体育场时，交通车已停开。那时，江湾体育场还在上海市郊，大家刚刚结束比赛，疲惫不堪，若步行回市区，实属不易。
正值焦头烂额之际，舒鸿听到体育场二层传来酒杯的碰撞声和劝酒声。舒鸿循声走到楼上，发现当时教育部负责体育工作的督学郝更生正在大摆宴席，招待上海各界官僚。
舒鸿走到郝更生面前，问道：“一大群人正饿着肚子，无法回市区。你能想想办法吗？”郝更生略带敷衍地回答：“饿着肚子啊？舒教授，那我们一起吃吧。”说完，便招呼舒鸿坐下。舒鸿回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要么把楼下的人喊上来一起吃吧？”郝更生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此时，火冒三丈的舒鸿一把揪住郝更生的领带，“那你说怎么解决？”无奈，郝更生只得连忙派人找车。舒鸿看到满桌杯盘狼藉，又想到楼下又饿又累的队员、教练，他一把掀翻酒桌，令郝更生狼狈不已。
遭报复无缘伦敦奥运会
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里没有了舒鸿。据舒昌荣老先生分析，那是因为“郝更生对舒鸿怀恨在心，极力报复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舒鸿拒绝了台湾师范大学的邀请，继续留在浙江从事体育教学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后来，他先后担任浙江体育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体委副主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务。1964年7月，舒鸿因肺癌逝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