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人。我的名字叫历史。
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历史的一个儿子，生于公元184年，死于280年，寿止九十六岁。
也许人们还记得《三国演义》的开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生于乱世：黄巾起义，血腥镇压，宫廷政变，董卓专权；汉祚凋零，民不聊生，兵荒马乱，野多遗贤。据史家的手笔：“忠臣被逐于庙堂之外，壮士惨死于锋刃之端，贤良空老于林泉之下。”元曲作者更是悲愤地高呼：“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该有一个严厉的君主来结束这一切了！经过近十年（189—196）的百里挑一、深思熟虑后，我把目光投向了曹操。他起于微末，始举孝廉，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无论是在南北驱驰的战场上，还是在尔虞我诈的政治大漩涡里，他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能力。曹操还是个诗人。那个时代盛产诗人，但他的杰作却高踞“建安七子”之上，以他特有的风骨，记叙了苦难的历史——我，表达了英雄的心声。
曹操很明智。他利用历史赋予他的也许是唯一一次机会，将帝业迁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招募流民、散兵在许都外屯田，“军一分，民二分”；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纳人才，使帐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他励精图治，加紧练兵，只求一统中华。我欣喜地看着这一切，希望不久后就能河清海晏，万方升平。
自公元184年起，曹操破黄巾、讨董卓、擒吕布、灭袁术、伏袁绍、定刘表，威加海内，势不可挡。百万雄师横渡长江，那是小说的语言；但他那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手腕，确实无人能比。当年，曹兵压境，呈巨石垒卵之势；刘备携民出走，损兵折将。消息传到东吴，朝野一片哗然：是战？是降？年轻的孙仲谋为此焦头烂额，寝食不安。
如果，只是如果，曹操一鼓作气下江南，那中国统一的时日，要提早七十年；
假设，只是假设，孙权等人罢却干戈，那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将免去多少生灵涂炭。
然而（这个“然而”曾经无数次地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曹操和孙权都忽视了一个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历史为证，这个刘备身边的青年曾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在那个烟火浊重的傍晚，孔明似一缕清风走进了吴门，瘦长的身子看不出积蓄了多少力量，文弱得像个书生。“只因诸葛扁舟去，致使曹军百万休。”联吴抗曹、赤壁鏊兵，显示了他惊人的才华。作为历史，我曾不止一次地回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总有人追询：诸葛亮为什么不投曹操？要真是那样，“三国”这个名词就永远不会出现，人民也可以及早安居乐业。他的介入虽使刘备成就了霸业，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民族的牺牲。
我惶惑了，不禁汗颜。你知道，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历史的一个阶段，我只能顺应当时的情势，不会也不可能以后人的意志为标准。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当熊熊的烈焰在长江上燃起时，我的眼睛被深深地灼伤了，泪飞顿作倾盆雨。我知道，每迈出沉重的一步，都将迎来新的坎坷。我真的走错了吗？
从此，英雄气短，美人迟暮，群雄逐鹿的年代已悄然远去。“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我还没有从赤壁的伤痛中解脱出来，就遇到了新的考验。形势是严峻的：未来的魏、蜀、吴已初具雏形，更有一批新鲜的血液输入了东汉颓败的躯体。究竟谁的胜算多几分？谁又能问鼎中原？我踌躇着，思考着，终将汉鼎一分为三。让他们自个儿去战斗吧！我冷眼看着自己（189—220），虽年轻，却经历了这么多。
分茅裂土的大局并不能使人们满意，尤其是那个著名的青年。从隆中隐士到两川丞相，从“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悠然自得的农耕岁月到夜不能寐的战马生涯，孔明正一点点地改变，从量变到质变。为了一个即将被历史长河带走的国家，为了一个虚无缥缈再不可圆的梦，他上下求索，苦苦挣扎。
这种挣扎，凄美而悲壮，是一个真正撼人身心的悲剧。似曾相识的伤痛刺激了我麻木的神经，一直痛到骨子里。理性提醒我不要迷乱疯狂，可全身的血没有一处安静：我到底能不能帮助他呢？
终于，我离开了他，也带走了成功最后的希望。“星落秋风五丈原”，多少人骂我残忍，使他壮志未酬，抱憾终生。祁山脚下，荒草萋萋；五丈原上，秋风瑟瑟。含泪捧读《出师表》的人儿啊，你们可曾听见我的叹息？
再也没有刻骨铭心的感动了！我早生华发，步履蹒跚。你不知道，我是怎样苟延残喘了29年（234—263）。这一次，我选择了司马氏，就是火熄上方谷那天侥幸逃亡的司马氏。人们指责我任性，人们以为诸葛亮更好。我想自己还是失败了。有谁能与我共担天下风云？有谁愿救黎民于水火之中？舍此其谁？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太累了。
十四年后（265—279），新生的西晋南下灭吴。三分归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