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60多年前的往事，回忆起来，跟学弟学妹们分享。尽管只是些片断，我们读起来都如身临其境，想到到战火纷飞的年代，那食不果腹的时期，浙大人毫不松懈的求知精神，无不为之动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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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母校求学已是60多年前的事了,但有些经历仍历历在目,这里记下一些片断,作为110周年校庆的献礼，愿与老校友相互启发、共同回忆那些值得怀念的日子，也与新同学共勉如何珍惜现在的大好环境和学习条件。
先从投考说起。1941年暑期，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四校联合招生，在湖南衡阳设了考场，考试时间定在清晨和傍晚的5点到7点，为的是避开防空警报。由于前不久我遭遇过日机对平民的狂轰滥炸，在我周围100米范围内至少留下3个炸弹坑,因此考试时心中有些不安。在指定的报纸上发榜后,得知我和中学班友易钟熙都被浙江大学录取了,两人相约一道赴校。当时学校在贵州的遵义、湄潭，我们从衡阳挤上火车，经三、四天到达广西金城江，在那儿换乘汽车。战乱时期，在车站里见不到客车，需与货车司机说好话、出高价做“黄鱼”，好不容易搭上一段路，接着只能停在路边小店里住几天，直到碰上运气再搭一段路。我们坐在满载的货物之上，其窘况可引用某“黄鱼”的话来形容，他因一只脚无处可放而叹息：“一个人为什么要生两只脚！”好在我们是两人同行，还能相互照应。车爬坡时颇多180度弯的之字路，沿途不少“前车之鉴”的残骸，令人触目惊心，有些场景至今仍如在眼前。我们化工系的班友杨光华就因翻车而住院，到年底才赶到学校，刚好赶上期末考试。从衡阳到湄潭永兴的一年级分部，我们走了一个多月！1985~1991年间，因“七五攻关”课题，我经常沿湘黔铁路入川，从长沙到遵义还不到24小时,不禁要感叹当年的行路之难!
对一年级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如一次舒鸿教授在操场上给我们上体育课，见少数同学怕要下雨而不太安心，就严肃地说：就是下雨、下雪、下铁（一字一顿），老师不说解散，课照样上。学习上颇有压力的是：期末成绩不及格的学分超过1/3，不能补考——事实上的留级；超过1/2，就得退学。我们学理工的，微积分、物理、化学、英文、国文各有要求，作业都得靠自己琢磨，否则考试难以过关。记得负担最重的，是物理课的每周十道题，常常一道难题一个单元时间能完成，就怡然自得了。大部分同学星期天也难得有多少休息时间。
永兴是个小集镇，说得上的建筑物就是校分部借用的江馆和楚馆，其它主要是公路两边的茶馆和小店，总共约200米长吧。要买日用品，得靠每十天三场的“赶集”。集上土纸的销路蛮好，我们买来记笔记。那时数理化都是用英文原版书，只有少数同学备了影印本，大多数只能靠笔记。课余活动不多，在体育课之外，去小河中的校游泳区游泳便是很大之乐趣了。 永兴消息闭塞，未听说过那里有收音机，也没有报栏；记得有个重要消息——日军偷袭珍珠港，是由遵义校本部打电话给永兴分部，然后逐步传开，到我知道时已是事发的第三天了。
第二年，我们工科学生转到遵义校本部继续学业，各方面的条件都有改善。如晚上用无烟、明亮的“费巩灯”替换了原来的桐油加灯草；有专设的实验室，分成小组做教学实验；每星期有纪念周，校本部的全体学生集中在城里电影院里听重要消息或涉及不同方面的演讲；课余时间较多，社团活动有声有色；还有较多的工读机会——为学校油印室刻腊纸，管理“学生公社”的阅览室、图书室、文娱室及制作信封等。每周花费两个单元时间，所得报酬可以解决些菜金和另用的问题。学校有每天更新的报栏，后来还可在阅览室看到新华日报。
关于民生首要问题——吃饭，绝大多数同学要靠政府的贷金（仅用于伙食，学校有专人审批）。食堂由同学管理：每个月各班代表选出当月的总务等主要负责人，每天都分派同学监厨、跟采买等。随着物价的上涨，菜金就愈来愈不够用，最严重时主食也发生过恐慌，直到贷金一再上调，才勉强维持。
在男女同学之间，没有留下成双漫步的印象，倒不是封建到没人谈恋爱，只是当时不流行、不公开，在社团活动中则交往应无隔阂。我们班在毕业时的50多人中有5位女同学，大家认为都尚无对象，但不几年陆续传来有两对结婚了，还有一位嫁给我们的有机化学冯新德老师。
在母校读书的四年，地处抗战的大后方，局势相对安定，但也有几件影响较大的事。
一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一天，膳厅前贴出了信件，说孔祥熙财长的二小姐从香港乘飞机带狗逃难，而一些名人尚未脱险。于是群情激愤中，有人登高一呼，就展开了“倒孔游行”，尽管永兴街道很短，同学们仍列着队、呼口号，浩浩荡荡走了一个来回才散去。
二是1943年春夏之交传来消息，河南发生严重灾情——水、旱、蝗、汤（汤恩伯，战区司令），学生自治会为之奔走呼号；浙大剧团作了义演，很成功，筹款也颇丰。但钱款为两名三青团骨干从中贪污，此事在费巩壁报上揭发后，三青团在浙大更臭了。
另外，1944年夏秋，国民政府军在湘桂大溃退，到11月贵州成了前线,气氛骤然紧张。陆续有队伍经过遵义南下,好多同学早晚、课余去车站旁、公路边，以歌声、口号和募集来的物品劳军，有效地鼓舞了士气。校内也为贵阳等地逃难来的大、中学生安排膳食、住处，尽可能给予照顾。12月初，黔南独山失陷，遵义顿时慌乱，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应对。停了几天课后，传来收复独山的捷报，同学们在劳军同时又重新上课了。学生自治会还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南下，更有爱国心切的同学参加青年军，我们班就去了好几位。
最后再说点我自己。1942年春，教微积分的钱宝琮老师宣布将举行全国数学竞试，要大家报名。经初试，约30人中选了5名，暑期初去遵义参加竞试。其结果一直到快毕业时才发表，共5名获奖，母校是我取得第4,奖金则由于通货膨涨,仅是象征性的了。另外还可提及,我的经济情况可举两件事：四年没有买过一本书，一年有近10个月穿草鞋。不过,像我这样困难的,并不是个别人。（本文经级友何志均过目，并提出宝贵意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