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英雄之浅谈三国两晋时期社会动荡造成的文化多向突变
历史的骏马总是承载着社会这辆巨车以常态的步伐前进，而在三国两晋之时，它突然绊了一颗石子，失了平衡。于是社会的车子倾斜了，车内的一切开始相互碰撞，以前的伦理道德构建的社会秩序忽然被磨掉了棱角，是与非也模糊了界限。至于那些站在车的最前端，为车子指引方向的文人，此时已被无可奈何地压在底层而不得呼吸。文人是社会的气管，一旦它受到压迫，那么整个社会都会因缺氧而神志不清。于是，神志不清的社会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噩梦。而作为智者的文人也开始了他们各自为阵的多向人格突变。
白马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谁不曾有过年少的轻狂，而却难得有曹子建的锦心绣口；谁不曾有过建功立业的抱负，而却难得遭遇曹子建的豆萁之争。
当年那位横槊赋诗的大英雄曹操显然未把自己在政治上运筹帷幄的本领传给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而曹丕却偏巧拥有了这种才能。成王败寇，我们注定不能为这位翩翩才子在政治斗争中的失利而不平。但是，千百年来，如此多的文人墨客为他倾洒的同情泪倘可化为珍珠，早已串成一件锦衣。曹植是诗人，也只能是诗人，而不是政客。
在流血漂橹的年代中，曹植目睹了太多百姓的生离死别，他用一颗诗人的心体会这种本不属于他的苦痛。当他那双善良纯真的眼眸中蒙上忧郁的阴翳时，诗人的本能促使他提笔而非捉刀。
曹植的天真在于他把一切气吞山河的抱负都诉诸笔端而毫不掩饰。是的，“君子坦荡荡”，但在那样的年代和那样的家庭中，只能造就君子的悲哀。恃才放旷几乎是所有文人的通病，杨修不是以“鸡肋”获罪么？失去了挚友杨修的曹植，其痛何如？然而他仍不能引以为戒，足以令其父大失所望。我们无法断言是曹操妒贤嫉能扼杀了杨修，因此打击了曹植，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曹植和杨修在这个动荡年代不识时务地以卵击石。治世是需要能臣，而乱世则必须奸雄。虽然这种评价对曹操未必确切，但这是最残酷的事实：杨修因恃才放旷而自觉或被动地牺牲了自己，而曹植则在长期郁郁不得志中作践自己的价值生命。
曹植有一点贾宝玉的影子，但襟怀却是贾宝玉难以望其项背的。当其聚友畅饮时，必定满怀“左顾凌鲜卑，右倾蹈匈奴”的壮志。只是这个有些“痴”，有些“倔”，“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公子没有把他为民疾苦的忧虑分一点给自己。
曹操逝世后，曹植便失去了仅可依赖的荫蔽，完全暴露在曹丕利刃般的目光中。这位从未妄想过“履至尊而制六合”的诗人，因为太不懂得韬光养晦而成了同胞兄弟的假想敌。称帝的野心使曹丕对自己的所有兄弟都敏感地警惕。可怜曹植没有杨修那样的勇气，或者说，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与自己高高坐在权力宝座上的哥哥正面交锋的契机。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位“性命安可怀”“不得衷顾私”的，曾经充满游侠气概的诗人诚惶诚恐地呈递因兄长对自己根本不存在的罪状不加追究而感激涕零的文字。文人的软弱在此暴露无遗，而这匹白马的自尊也在政治漩涡中被践踏殆尽。在时代的背景下，洛神也救不了他。
每当想到“煮豆燃豆萁”，我们就会激愤至拍案而起，之后则是深深的无奈。三国，是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也是个不相信眼泪的时代。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曹操的深谋远虑——一人泣，强于千百人泣。只可惜曹操只有一个，曹丕太多的心计和重重的顾虑使他埋葬了曹操梦想中的千秋霸业。
历史不可重演，我们无法设想曹植取代曹丕的位置将会如何。也许穷苦百姓会如曹植在奏章中请求减赋时想象的那样安居乐业，也许曹植的仁慈会让他的百姓更受异族的蹂躏。不惟曹操这种政治家中的诗人或称诗人中的政治家才明白：要解人民痛苦，必先结束战乱，统一才有稳定。曹植也明白，但天性使他永远也学不会，也成不了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他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是在涅而不与之俱黑的白沙。
一个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他有多少历尽沧桑不朽的遗迹，而在于有多少人爱他。给予爱并承载爱的生命才是有份量的。曹植之所以可爱，在于他是至死不渝的理想主义者。曹丕死后，曹睿对曹植的宽厚使其重燃“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幻想。但这只能是“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惆怅，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苦笑。
时至今日，我们重翻历史发黄松脆的纸页，仍会在那片哀鸿遍野满目疮痍、被战火灼焦的土地上找到一匹目光清澈的独行的白马，他静静地立在那里，等待一副金羁， 一等就等了一生，空余千年的叹息。
竹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对于文人，最大的痛苦不是死，而是知己的死。在魏晋之交，这种痛苦更犹如伯牙断弦般肝胆俱裂，无论是战场上的辘辘车马还是延宴上的铮铮杯盏都掩盖不了。更何况，这是不可言的痛苦，因为统治者的虎视眈眈而不得不内敛的痛苦。
时人只见阮籍酩酊大醉，却不见他“夜不能寐”的绝望清醒。他不是屈原，不能面对滔滔江水长叹“进不入以罹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他是进退不得。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他只有选择生死之间的一种状态——醉。
阮籍做过多次不大不小的官，又总是以病请退。他不愿与统治者合作，但又不得不违心地去合作。只因为他是社会中的人，由家族、亲朋织成地一张网把他束缚在进退两难的尴尬位置中。于是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进而推广到世界的本源，他的思想也就是其后饱受争议的“玄学”。
“玄学”不是儒、道、佛，而是三国两晋以及上溯至汉末这个时期中的突变产物，实际是一种哲学。尽管后世有人说“清谈误国”，但真正的玄学不是天花乱坠的清谈，更不是“将无同”之类废话。玄学崇尚“无”，这似乎也不同于老庄的“无为”。很难解释它，只能说在一个人人自危尔虞我诈的社会环境中，“无”是一种遁世，是把精神的痛苦化为虚无而放浪形骸的一种处世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于他人无害的“无”恐怕比手持利刃损人利己的“有”更利于社会混乱的平定。而在这混乱结束后，玄学也如《广陵散》一般湮灭了。
中国古代文人总是以积极入世的形象出现，即使偶尔有些志不得申的人退而在野，大多数文人都会以不屈的姿态兼济天下的。而魏晋之时的文人却几乎集体遁世。难道“党锢之祸”的伤害比“焚书坑儒”更甚吗？也许不是。其实当时的文人已经接受许多外来的思想，是汉代“大一统”的成果。开放的社会逐渐形成，旧的思想束缚被打破，而不幸的是战乱中断了新的积极思想形成的过程。所以，玄学是一次大胆尝试，而非复古老庄。
哲学家通常是痛苦的，但是痛苦催生伟大。你可以嘲笑阮籍的“嗜酒得意，忽忘形骸”，可以惊奇他“能为青白眼”，可以唾弃他服葬饮酒食肉，但你不能否认他影响了一个人时代的文人，或者说，竹林七贤影响了这个时代。
然而玄学仍救不了他们，即使不参与政治，文人天生的睿智与后天的积淀而形成的夺目光辉总会刺痛某些人的眼。在打铁的铿锵中凋亡的是因“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结怨的嵇康，是阮籍在山涛入仕、向秀变质后唯一的精神寄托。阮籍失去嵇康的感觉，你可以“驾车以至无路，恸哭而返”去感受，那是眼看着整个社会走向穷途末路的绝望无助。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对司马氏的蔑视与痛恨是阮籍难以直白的心病。刘伶“死便埋我”不是醉后妄言，阮籍也真想这么说一句，可却不敢。
阮籍的酒不能催生如李白的诗篇，也不能激励如霍去病的功业，它只能酿成一种哲学，一首“弦弦掩抑声声思”的古曲，一段哀毁骨立的悲情。
你不必理解他，因为他无须任何人理解。只有当你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过渡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中时，你会想起一个背影，在渺无人烟的山顶、在万籁俱寂的黄昏，仰天发出一声摄人心魄的长啸——再回首，恍然千年。
桃源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在人类文明史中，有无数文人设想了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无论是孔子的“大同”社会，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都是促进社会进步的蓝图。而对中国影响至深的，则莫过于陶潜的《桃花源记》了。
如果说曹植是亭亭净植不蔓不枝的莲，而阮籍是临水自照拒绝蜂蝶的水仙，那么陶潜则是超然物外孤标傲世的菊了。
纵然有陶侃这样显赫的先辈，陶渊明仍难逃家道衰微的命运。贫寒的出身未能使他向权贵屈服，所以才有那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荡气回肠。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官场黑暗而忿忿不平，而又有多少人能像五柳先生这样一身正气两袖轻风地挂印而去呢？更何况这种辞官并非一时意气不计后果的行为，既不像三闾大夫那样志不得申便含恨投江，也不像阮籍那样对官场若即若离借酒浇愁，而是淘潜自幼受到的儒家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的结果。在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在灵魂与躯体之间，他都选择了前者。不为利益，因为他不是陶朱公，不能泛舟四海携美人同游。也不为名誉，因为他不是叔齐伯夷，不能既不食周粟又不执杖耕耘。他是独一无二的陶潜，是中国历史动荡时期突现的一位智者，一位仁人，一位勇士——一个特殊的文人。
中国，这个有过辉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出现这样的黑暗时期，不能断言是它的幸抑或不幸，因为当战火焚毁城池，当弓箭射尽无辜，当自以为天降大任的各路豪杰们把文人投入监牢或地狱时，有一样东西是浴火的真金，那就是文人的思想。
文人是思想的载体，“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所以陶潜必须活着，以文人坚定不屈的姿态活着，如此，我们今日才能看到这种永不妥协而绝不消极遁世的人生哲学。进则人仕，兼济天下；退则归隐，独善其身。陶潜在这蜿蜒的黑暗洞穴中蜗行摸索，终于大彻大悟，于是潇洒地转身，豁然开朗——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陶潜不仅是幻想了一个桃源，而且是在躬亲实践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般可爱的景致与桃源何异？至于“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与桃源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又是何其相似！此时的五柳先生虽是孔孟后人，却早已超越先辈，开始实践着把理想与现实融为一体，这种思想与行为比前人要成熟，又为其后唐宋文人高度繁荣的思想文化作了铺垫。从王维“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到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不闪烁陶潜田园诗中思想的光华。
陶潜的田园诗清逸淳朴，犹如其人般率真可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难以想象这位瘦削的诗人如何应付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可以感知的是他的幸福：是戴月荷锄旧时沐浴的月光，是沾衣欲湿的夕露，是无悔的“愿无违”。自食其力陶潜与锦衣玉食满腹牢骚的士大夫相比尤为可贵，百姓爱戴他，不为他曾是彭泽县令，只因他“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而他又保持着文人超凡脱俗的心态：“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在那个时代，从精神文化上可与陶潜相比的也许只有王羲之，“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不是酷似兰亭盛会么？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属于与人民共甘苦的陶渊明，能够在黑暗动荡的社会中保持纯粹的理性，实现精神自由、意志自律、良心自觉的哲人也只有陶潜，而这种人格定义在数百年后的18世纪才由康德提出。陶潜用劳动和思考糅成一块无需雕琢的纯玉，去勇敢地填补理想与现实间的断桥，用波澜不惊的行动和愚公移山的毅力把社会——至少是心中的社会推向平衡。这就注定他会成为一个标志，一个典范，一个尊严的象征。
白马啸啸，竹林萧萧，一个倾斜的时代这样耗尽了无数风流人物的生命。当尘埃落定，喧嚣远去，只有生命的种子悄悄地萌动在地底，开花在——
桃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