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一件事被人记着、念着，那是难得的事；一件事被许多人记着、念着，那更是难得的事；一件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雨磨蚀，仍被许多人清晰地记着念着，那是最为难得的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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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机制592班毕业41年聚会时，大家都记着、念着上世纪60年代初那一段“开荒种地、糠瓜菜代”的艰难生活。
1959年9月4日，我从义乌农村来到浙江大学机械系求学，与中学最大的不同是吃饭。每天“两干一稀”，即早餐吃稀饭，中晚餐吃米饭。机械系食堂很大，同时可容两千多人吃饭。开饭时，餐厅的东西南北中，隔几米放上一木桶饭，大家随到随盛，不作限量。这对正处长身子的大饭量的男生来说，真是大享“肚福”，似乎已忘记了“饥锇”的困扰。就吃菜而言，也只是由学生轮流分打，几大木桶分别盛着四五种菜，你手一点，值日同学就会给你一大勺，菜不够吃，可以再去要。1960年春，国家开始全面经济困难，大学生每月供应33斤粮食，也难以支持“两干一稀”的一日三餐，于是食堂里发放了中、晚餐饭卡，由工友凭卡供应主食米饭。在月底，每班生活委员去食堂领饭卡，每人一张，每张饭卡画有许多小格子，每一小格代表16两制一小两米饭。就餐时，大家排队凭卡取饭，由每班轮值劳动的同学画卡。你吃半斤饭，他就用钢笔画去8个格子；女同学饭量小，只需5两米饭，就画去5小格。每月25日过后，调剂饭卡的“自由市场”就活跃起来。饭量大的男生，发起“饥荒”，女同学就会伸出援手，常常手里拿两只饭盆，其中一只是支援男生的“救济饭”。初用饭卡的头几个月，早餐仍是吃“公粥”。与“迟来和尚吃厚粥”相反，要想吃到“厚粥”，必须食堂一开门就进去找，找到锅底那几桶稀饭，又稠又好吃，可以迟受肠胃的“抗议”。过了几个月，食堂管理员认为“稀饭也向宿舍流”，于是稀饭越来越稀，到第二节下课做课间操，不少人不是逃操就是无精打采，不仅肠胃多有暗的“抗议”，明的口头提意见也不绝于耳，于是只好改“公粥”为“买粥”了。
食堂凭卡吃饭以来，工友与学生的不和谐也多了起来。如有人看见某工友把饭菜带回家，同学们说是“米老鼠”；工友说，自己打饭多，而值日同学画格子少，更有个别同学做小动作，即把画的记号擦去多取饭等。面对窘境，食堂又推出新招，使用油印饭票，吃多少饭，撕多少饭票。这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凭粮票吃饭相类似。用了几个月，发现油印饭票有不便重复使用等诸多缺陷，后就改用硬纸铅印直至硬塑料片制的饭票。为防假冒，还特地印上专门的印记。尽管算尽机关，总觉得“米饭越打越少，肚子越来越空”，像我们饭量略大的男生，尽管控制饭量，每月缺三五天的饭票是极普通的事。除女生日益锐减的调剂外，多数男生有求于亲朋的“黑市高价”粮食，以慰饥肠。至于杭州同学或在杭有亲友的人，利用节假日去揩点油吃餐饭，那也是节省饭票的良举。
大学生每月33斤粮食还不够，如今听起来准有人会说“你们都是大饭桶”。这样说恐也有些冤。困难时期，大学生的待遇不算差，但每人每月要省出三五斤来支援灾区，再加上七折八扣，都说到嘴的口粮只有25斤左右。每当寒假回家，家里人一见我交出几十斤粮票，马上设法去买上米，烧一餐“白米饭”尝鲜。因此，比起农民来，大学生的口粮供应仍是好一些。
多少年来，国人把米饭当主食，蔬菜荤腥只是下饭的副食而已。1960年春起，大自然发起“淫威”，出现了“种瓜不结瓜，种菜少长叶”的严重困难。为了渡过难关，学校号召师生员工，人人动手，开荒种菜。我班在大操场东隅斜坡上，也分得一块包干地，种起了甘蓝菜，可是老天无眼，翌年春，我班的甘蓝菜既未包心，又少长叶，请教玉泉村农民得知，甘蓝菜难于管理，同时与天气反常、缺少肥料有关，建议我们接种蕃薯和南瓜，以保收成。
1961年春起，食堂蔬菜供应更加困难，两千余人用餐的机械系食堂，早餐下饭的是来自外省的咸制橙子皮，早晚餐由笕桥菜农供应的500斤包心菜皮，最困难时，没有蔬菜，只好喝酱油汤。为了多种蔬菜，系里层层动员，我班的同学把种菜种瓜作为学习雷锋的具体内容，并写入自己的红专规划。查看当年自己的日记，我的红专规划第三款第2条是这样写的：“大种蔬菜，除班级集体种外，自己多种南瓜，争取收50斤。”然而远水难救近火，食堂里仍有五六天断菜，只好喝无油酱油汤。在无菜供应的日子里，浮肿病迅速漫延，我班28位同学，14人卧床全休。停课后，我们不生病或稍有浮肿病的人，给卧床养病的同学送药递水，同时，还将地里的甘蓝菜菜叶割来，在走廊里用盆子煮煮吃，不下半月，地里的菜叶吃个精光。浮肿病需要补充维生素，系里从粮站调来米糠，每餐要搭吃米糠饼，特别是哈喇味的糠饼，真难以下咽。为了照顾浮肿病人，学校医院出具证明每月可购白糖一斤，但一斤糖10天半月就吃光，于是只好求助医生多开有甜味的青松毛糖浆（治咳嗽）给病号吃。同时系里也千方百计组织蔬菜菜源。有一天，系里请了一批笕桥生产队队长以上的干部来食堂参观，并招待吃中饭。大学生每人半块豆腐乳，一瓢酱油汤，而他们加倍吃一块豆腐乳，一瓢菜汤。这一招果然有效，生产队长回去后，深感大学生生活的艰难，于是加倍供应蔬菜，此后，机械系食堂的同学不再喝酱油汤了，但蔬菜供应仍十分困难，同学们每餐只能吃无油的半勺包心菜叶或苦味萝卜，至于鱼肉之类那是记忆中的侈肴。
在困难时期，求是园里的空地都种上番茹、麦子或蔬菜，组成一道特特殊的风景线。特别是第五教学大楼前一片麦子，夏收时，小麦金黄，随风飘香。麦子丰收了，我们兴高采烈地挥起镰刀，可是想吃一餐刀切馒头那是难事。说起吃刀切馒头，机械系食堂每学期吃一二次。吃馒头那餐，同学们会提早半小时去排队。每只馒头2小两，每人限购4只，迟去了，有时会买不上，而今说来，真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
1962年秋后，困难似乎渐渐远去，但粮票、布票、棉花票、糖票、饼干票、油票、豆腐票……不仅数十种票像死神一样纠缠着每一个人，而且票种有增无减，直至改革开放的春风，才逐步把那些五花八门的票子吹进“太平洋”，湮没于历史的波涛之中。1993年底，在全国流通近40年的全国粮票退出历史舞台，我无意中留下了一些票子，而今却成了我们这代人苦难的记录，也是我国人民彻底战胜困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的“里程碑”。我将永远珍藏它，并牢记“糠瓜菜代”的日子，珍惜今日的幸福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