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过是儒家文化的宣传，也脱离不了追名逐利。写的真好：侠之大者，本是心魔；为国为民，更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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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第三部武侠作品，写于1957年到1959年，先在《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后记）。此书是金庸武侠创作上确立自信心的一部作品，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宗师地位，而后他连写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两部相关长篇，一部比一部成功，形成了金庸作品的中心部分。通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空间坐标，金庸划定了小说的内在思路与故事背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绰号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但也成了后来无数武侠作品竞相模仿的写法。《射雕英雄传》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典范之作，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在《射雕英雄传》中，作者虚构的人物开始与历史人物比肩，甚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这样的写法，其实是每一个小说家的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重构历史的野心与梦想。倪匡对男主角郭靖不太满意，在英雄人物品评上，认为“无可置评”。但郭靖却是金庸小说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虽然过于完美，却是金庸极端理想化的产物。郭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如朱子柳道：“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说称他为‘北侠’，自当人人心服。”（《神雕侠侣》）
行侠仗义似乎是英雄侠士不言而喻的事情，很有点“原善”的味道。像《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被金毛狮王谢逊问道：“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张翠山只能无语，在张翠山的心里，行侠仗义是当然之义，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此下被谢逊一问，才觉得这是个问题。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大词是不可质疑与天经地义的，一切所谓的“确定不移的客观事实”的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同样遇到了这种“精神危机”，“翻来覆去的想着，越想越是胡涂。”丘处机给他解道，但丘处机武学修为不够，郭靖并不信服，后来被师父洪七公的一番“义正词严”的棒喝所惊醒，从而成长为一代大侠。
然而细究洪老叫化的一番话：“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其中大有疑问，每个人杀人都理由，都认为对方是恶徒、该死之辈。但谁有权力作为审判者，缺席的审判无法令人信服。金庸对此也有反思，在后来的《天龙八部》里揭示出“纵有奇特个性和神通，依然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而在《笑傲江湖》里则破除了正邪不两立的虚妄。可惜金庸未能更进一步，破除国家的神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依然是他信守的理想理念。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小我的宣传时代，到头来只是一场噩梦。
理想本来是美好的，它是一种爱，对人，对生命的爱。这种理想有理由为人们所信奉，然而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当牺牲者被作为榜样提倡时，无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随者。“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这样，理想渐渐成为须不断用生命填入的无底黑洞，死亡成为理想的必经之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就是一剂迷幻汤，许诺国家神话的道德纸冠，让每个人不断奉献宝贵的生命，为武侠江湖的共产主义鞠躬尽瘁，意为“呕心沥血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个人已经完全不重要，国家和人民成为终极目的。
《射雕英雄传》的根基在于儒，“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郭靖实践了这些古代儒家的理想。然而儒家入世的民本主义所设定的仍然是思考和行为着的个人与他所属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道德责任，并不曾要人们为外族人的利益而承担道义责任。在这一点上来说，《天龙八部》中的主角萧峰则面对了比郭靖等人远为艰难的选择。学者何平认为，只有曾经支撑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才能支撑起金庸笔下腥风血雨的多难江湖。但在金庸后期的代表作中，《天龙八部》的根基在佛，《笑傲江湖》的根基在道，《鹿鼎记》的根基在西方。可以看出，后期的金庸已经走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影响，封笔之作《鹿鼎记》的选择是西方文化的印照决非偶然，“《鹿鼎记》对儒教正统、英雄道义的沉痛检讨是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反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外缘性的批判。”
《射雕英雄传》另一主角当属成吉思汗，金庸对历史的兴趣有目共睹。从《射雕英雄传》后记及附录可知，金庸对元史极为熟悉，成吉思汗的重墨书写，居然还引发台湾文化官员封杀《射雕英雄传》一书，怀疑“有鼓吹毛泽东之嫌”，不许在台刊行。成吉思汗在临终时跟另一主人公郭靖有过思想上的交流，曾说：“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从成吉思汗自身角度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其实也不过是“为国为民”而已，他为自己的蒙古帝国南征西伐，夺得更多的土地，为自己的子民掠抢更多的金银财宝和女人。然而“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相对《鹿鼎记》里的江湖奇人韦小宝，以流氓身份而成就的勋业令任何英雄都难及万一：手刃满州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三藩之乱、签订《尼布楚条约》、收复台湾、指导俄国的宫廷政变、为江湖各路好汉快意恩仇……他的文武事业和从容进退，使一切圣王怀抱和英雄道义黯然失色。
“金庸汇通古今的学问修养，势必使他在小说创作中面临一个并不深奥、但不易回答的问题：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在这一事实基础上，他的英雄故事如何与历史真实和现实存在取得一致？对于这个矛盾，金庸显然深有会心。他从来不为他的侠义英雄设计大获全胜的凯旋，比较乐观的几部小说中也只有差强人意的成功，在他最感人的故事里洋溢的不是‘多难兴邦’的空头豪情，也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我譬解，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烈士精神。尽管金庸没有彻底破坏通俗作品大团圆的程式，但他小说中弥漫的松柏后凋于寒霜、鸡鸣不已于风雨的悲剧气氛，已经强烈地暗示侠士无法逃脱的历史困局以及他们在这种困局中事实上的无所作为。”何平先生这段话已经说明了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的无可挽留，同时印证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虚妄。正所谓：侠之大者，本是心魔；为国为民，更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