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通常胡刚复教授与王淦昌，叶企孙等几位物理学家一起被称作是中国近代物理的奠基人，但当我们阅读完胡刚复教授的故事后，你就会觉得“奠基人”三个字或许并不能完全诠释他们的毕生，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是全人类的导师”。于是这里我们不妨用“中国近代物理的导师”来解读这位物理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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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刚复，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物理学事业奠基人之一，江苏省无锡县人。将Ｘ射线标识谱、吸收谱和原子序数之间的实验规律扩展到２５号至３４号元素，并测定了Ｘ射线频率和光电子速度的关系，对ｘ射线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及大同大学等校创建了物理实验室，培养了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钱临照、余瑞璜等著名物理学家。抗战期间，作为理学院院长协助竺可桢校长西迁浙江大学，并将浙江大学理学院办成了当时最好的学院之一。
求学路，赤子心
这仿佛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早年就读于私塾，接受国内大学的教育之后，留学国外，最后又无一例外地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与报效祖国的热情回国投身救国事业。胡刚复同样延袭了这个模式
１９０９年，胡刚复被录取为首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
胡刚复抵美期间对于学习数理化中的哪一科，认真进行了选择。他同样酷爱数理化三科。出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抱负，他认为物理学不但是严正科学的典范，而且与工程生产实业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决心学习物理。
在清末，以学应用技术为富国强兵之计的思想在早期留学生中是很普遍的。胡适之起初学农，后来学哲学，赵元任原定学电机工程，但后来改学数学、哲学，最后以语言学家闻名于世。这反映了当时清朝的西学为用的思想，以及留学生赤子报国之心。
进入哈佛后，起先他从事镭提纯及其临床放射治疗的工作，１９１４年胡刚复获得硕士学位后转入当时的物理前沿Ｘ射线领域进行实验研究。他和杜安教授合作，研究了Ｘ射线Ｋ线系与化学元素原子序数的关系，之后便一直也师从于杜安教授。１９１８年胡刚复博士论文工作结束后，杜安曾一再希望他能留下继续合作研究。为了报效祖国，他毅然离开哈佛大学。
１９１８年秋胡刚复回国。他明白中国科学教育尚处于襁褓之中，没有条件继续他的实验研究，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可是，要救国就必须让科学和科学教育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因而他一心扑在办学、教学、培养学子上。始自１９１８年，他在南京师范学校创建了我国最早的物理实验室。作为实验科学的物理学，必须有实验方能培养出真正的物理学家，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他的学生中，有一大批为我国科学和科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如吴有训、恽子强、严济慈、吴学周、赵忠尧、柳大纲、施汝为、顾静徽、钱临照等。
解放前夕国民党大量转移各类人才到台湾，胡刚复与校长竺可桢一起被列入国民党要求被转移的名单上，但一片赤子之心岂能就此孤悬于大陆之外，于是他与竺校长一起在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还有不为人一件注意的事却恰恰是胡刚复爱国之心的真实写照：１９４６年55岁的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此时已在国内享有相当高学术声望的胡刚复为了为我国培养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他依然同年龄比他小数十岁的学生一起听课，克服听力上的缺陷，完成了学习的项目。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没有一个教授像胡刚复这样教学的足迹遍几乎大半个中国，不妨一一历数他任教过的大学从1918年27岁时任教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到1960年以69岁高龄任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中间任教过的大学还有：东南大学，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厦门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洋大学，唐山交通大学，上海私立大同大学，天津大学。
一长串的校名仿佛连成一串场境，一个身着中山装的教授手中夹着一摞书，为了教育兴国的梦想而不停地奔波于全国各地，从青葱少年到白发老翁，永不停息地活跃在中国近代物理的讲台上，用自己的人生来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信念。
胡刚复为国家所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学的人才，而这些人正是现代中国物理的脊梁。胡先生自己并不富裕，生活相当朴素，却自己出钱让成绩优异的学生去法国留学。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魅力使他在他的学生中有极高的声誉。
他的学生物理学家钱临照曾经这样回忆：他上实验课时，并不按照教本上的安排（那时学校用的物理实验教本大都像 Millikan-Gale所著的一类物理实验手册）。在座的大概还有不少人受过胡先生的教诲，我有幸是其中之一。胡先生教我作实验，定了一个题目，就放手让我去干。记得有一次他要我测量一根铁丝的磁滞回线。他要我择选一根适当的纸筒，给我一些纱包导线，要我自己计算在那根纸筒上绕多少圈才能得到需要的磁场强度。还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把一只有毛病的墙式电流计修理好了之后，再用它来做实验。实验时得出的实验结果有时和书本的答案不一致，胡先生要我们讨论其原因。这样学生费时固然多一些，而且一学期所做的实验不像书本上要求的那么多，但对训练学生手脑并用，学会分析问题、深入理解问题，很有益处。更重要的一点是，教育学生了解实验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
1936——1949
1936——1949这是值得让所有求是学子肃然起敬的八个数字，因为这期间我们的校长是竺可桢。同样的胡刚复就在这样一个动荡年代里担任了浙大文理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两个时间点中间的一条杠是求是师生筚路蓝缕的艰辛也是浙江大学蓬勃发展的气势，一条布满光荣与梦想的荆棘路。而胡刚复与竺可桢校长一起是这条道路上的披荆斩棘的先驱者。
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的欣欣向荣，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面临与命运作艰苦的搏斗”这是胡刚复1918年回国时对自己的许诺。他用一生的辛勤耕耘实践了承诺。
“一身傲骨”这四个字是胡刚复在1966年患病辞世前写下的，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