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出生于江苏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第一部雷达的制造者和第一枚洲际导弹轨道的计算者，爱因斯坦的助手，李政道的恩师。被誉为“自然科学界的陈寅恪” “中国的爱因斯坦”。早期致力于物理学的研究，在理论物理与应用物理界都有杰出贡献，晚年从事大气动力学，动力海洋学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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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第一部雷达的制造者，但当抗战胜利后，他感到内战不可避免时，又亲手将这部雷达拆毁。他是浙大的一个普通教授，但当日本的侵略逼近时，他曾当面质问“总统”蒋介石为何不抗日。他是与两弹元勋王淦昌齐名的世界级物理学家，但当他的挚友王淦昌与其他同仁研究的原子弹在大漠成功爆炸时，他却在水库工地上当抬土工。从他身上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矛盾”二字的具体内涵。与自身的矛盾，与权势的矛盾，以及当时代的走向出现偏差时，与时代的矛盾。这个人就是束星北，20世纪中国国内仅有的几位世界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原本可以和他的挚友王淦昌，同仁邓稼先一样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共和国的功勋簿上，却因为其与众不同的非凡个性为那个时代所不容。《束星北档案》的作者刘海军这样评价说：“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与他人不同的英雄豪侠的血液，这注定了他明知前面是个巨石，也要用血肉之躯撞出一个血窟窿。” 束星北青年时期颇有尚武情结，曾一度迷醉于不同的侠士和大剑客，而在人们眼中他自己有何尝不是一个剑客，一个敢于直面黑暗与荒谬的豪气如虹的科学剑客。当于近处品读这位剑客一生的不凡经历时，看到的又是一个敢于亮剑的血肉丰满的人。
束星北的求学经历与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曾近距离的接触科学巨人爱因斯坦。1926年4月，他自费赴美留学，就读于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一边打工，一边读书。1927年转到旧金山。是年7月，因慕爱因斯坦之名，带着两篇论文离开美国，经日本、朝鲜、苏联、波兰，到达德国，前往柏林拜谒这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束星北在爱因斯坦帮助下，作为他的助手在爱因斯坦研究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由于种族歧视，爱因斯坦处境日益困难，科研工作也受到影响，束星北只好离开柏林，前往英国，先在爱丁堡大学，后在剑桥大学读书。1930年9月，又到美国芝加哥，就读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研究助教。1931年8月，获科学硕士学位。束星北在海外游历多年，一直怀念故土，深知灾难深重的祖国急需科学技术。1931年9月，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和先进的科研条件，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
回国后，束星北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兼任上海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等职。1937年，世界物理界权威、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尼耳斯•玻尔来华讲学，对束星北给予很高评价。抗战期间，束星北与王淦昌、苏步青等科学界的爱国人士，为祖国的抗战和未来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诸如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胡济民、程开甲等人，都曾受教于他。
这里不能不提到的人当然是“诺贝尔先生”李政道。李是1943考入浙大化工系的，但受束星北与王
淦昌两位教授的熏陶而转投物理系。束星北在权贵与黑暗面前是个相当桀骜的人，但在对待他的学生时却流露出极为人性的关怀，一日为师则终生为父。在李政道为《束星北档案》作的序中回忆了这样一件事：“1944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走。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束星北将李政道当作自己的亲人来对待，也难怪李政道曾多次表示自己的物理研究始于束老师，也终于束老师。
1972年李政道赴美后首次回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希望他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李政道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他的老师束星北先生。而这时的束星北却在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
一个是非分明的剑客自然是不为一黑白颠倒的年代所兼容的
在１９３５年浙江大学物理系反对校长郭任远的斗争中，他是一个积极分子。有一次郭任远为拉拢教授们宴请全校教授，束星北当面质问郭任远，问他宴请经费从哪儿开支，弄得郭下不了台。
中华民国时期他不了解共产党，也不同情学生运动，反对学生罢课。但是，在浙江大学于子三事件后，出于强烈的正义感，他第一个出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学生的罪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提出：马列主义哲学第一，自然科学第二。束星北却针尖对麦芒，直接冲撞校长的理念。当时知识分子对过热的政治运动大都有看法，不过经思想改造后皆三缄其口，以求自保。不久，山东大学对束星北展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反对辨证唯物论」。随后，束星北被迫离开物理系，放弃了涉及国防和科技机密的高精尖的物理学，改行研究气象学。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束星北抗战时在国民党军令部研制军工武器的历史被视作历史反革命的证据，并顺藤摸瓜，在山东大学「挖」出了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高压下，束星北以理相争，决不屈服，甚至做出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的决定。
关于束星北充满抗争的一生有人这样总结：“四十年代，束星北的学生以‘通共’入狱，他和王淦昌一同奔走呼号，不顾生命安危抢救学生；五十年代他的学生被怀疑是‘中统特务’入狱，他奔走呼号营救。‘知识分子改造’初期，数学大师苏步青被揭发出‘经济问题’，不堪其辱的苏步青欲以死抗争。束星北站出来反抗，结果苏布青得救了，他却成为运动重点对象，直到1956年，在周恩来和陈毅的过问下才得以平反。但束星北未就此罢手，为了自己的尊严不再蒙垢，他坚持要求山东大学党委当众向他道歉，并获得成功；1957年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的题为‘用生命来维护法制的尊严’的发言语惊四座……此后束星北一直被命运磨难着。”
著名学者钟敬文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然而当社会本身的良知被黑暗所笼罩时,又有多少人能固守自己的底线,更不用说是去捍卫社会的良知。但束星北不论时世多少险恶，他始终用自己不羁的正气捍卫着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真正内涵。作为一个剑客，他的剑不仅防守，坚守自身的道德底线，而且进攻，敢于刺破时代虚伪的脸面，虽百死而何辞。
然而既为剑客除了有无畏的精神与壮举，自然不能没有充沛的情感作为积淀。1964年，当束星北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他不禁在家嚎啕大哭。他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而痛心，为不能与王淦昌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他哭得如此伤心，全家为之震动，因为家人从来没有见他流过眼泪。
束星北一生致力于科学，坚持真理，而正是这种坚持再加上天生个性的耿直，让他的一生充满磨难而又在磨难中愈发显示出他的“英雄豪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