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初中时就立志读，不过没有读完；在高中时又重新拾起，觉得不可能读完。
步入象牙塔后，成为中文系的一名学子，似乎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儿时的梦想纵然不一定实现也应该继续下去。于是乎，重新拿起那本本尘封已久的册子，捧于掌间细细品读。让在生活琐事中不知不觉走向流俗的自己，徜徉于历史那广袤无穷的天际，细数纵横驰骋中那颗颗划过苍穹的明星，感受那遗失良久的游走时空、感古怀情的美感对心灵与灵魂的震撼。
《史记》号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志向见识和心胸显然是异于那些为富贵权势写作的后世作家的。他将文学与史学熔铸在一起，以诗人敏感的心灵来感受历史，以文化理想基准来评判历史。于是，在文学和历史的张力中，我们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现实与道德的背离激发下那超越现实的浪漫情怀。
然则，这“浪漫”与历史“现实”的客观性又是不相冲突的。
在那个以霸道、无道取代王道的时代，那个美好文化理想被混乱现实摧毁的时代，司马迁向不公的世道和命运发出愤怒的吼声，以唯美的人性和合理的文化理想与现实对抗，在那段富有悲剧性、充满悲剧意识和悲剧人物的历史悲剧中展现他无尽的悲情，又在悲情中蒸腾出那古朴又崇高的悲美。就是这基于历史悲剧上迸发出的悲情和悲美，使理想的浪漫主义情怀和不争的历史事实达到天衣无缝的结合。
悲剧的美丽，是以典型的悲剧形象和悲剧人生来展现的。无论十二本纪、三十世家还是七十列传，林林总总中展现给我们的是一段段不同寻常震撼天地的人生悲歌。无论是雄霸天下、贵为人君；锦帽高裘、富贵荣华；还是盖世英雄，郁郁而死；一生打拼，不得善终，他们终究是混乱的悲剧历史舞台中沧海一粟。历史并非英雄的历史，而是历史现实的历史。对于历史中的个体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吗？对于历史本身而言，还有什么比这冲突更纠结无奈的吗？
司马迁胸中的历史悲情使他敏锐地感受到了那么多的历史悲剧，并“放言无惮”的将其中的人物和事件付诸笔墨。俄而以理写史，俄而以情写史，基于历史的层面上，使人们在理性现实中失去的，在感性审美中得到补偿。让文学和史学在其中融会贯通，互得补偿。俄而正面直铺，俄而侧面衬托，赋予人物丰满立体的人物性格。使人们在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一个个鲜明的悲剧形象，虽然他们有“同悲”的命运，却各有各不同的遭遇，来源于他们各自突出的性格特征。
一段段历史故事就在这样的叙述中演绎开来，一个个历史人物就在这样的描绘中跃然纸上。
司马迁笔下的悲剧英雄不胜枚举。屈原的怀沙而死，已自不待言。李广忠军爱士，后被人诬陷自刎而死，让作者不得不感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围魏救赵的信陵君，晚年受猜忌抑郁病酒而死。即使是刘邦，打败霸王项羽，夺取江山称王天下，就没有他的“悲”了吗？那“安得猛士兮走四方”的慨叹中，无不蕴涵着狡兔烹尽、无人相助的伤感和悲凉吧。
说到悲剧，说到英雄，说到刘邦，就更不能不提项羽了。那恐怕是司马笔下最为凄美壮丽、荡气回肠 ，令人不禁扼腕惋惜的一曲生命挽歌了。司马写项羽，于具体描述中融入了自己的个人情感。他赞赏崇尚他的光明磊落、敢作敢为，英雄神武、心胸坦荡；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对他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的喟叹，咎其为他兵败刘邦的根本原因。更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并没有塑造一个性格刚强的硬汉英雄形象，而是将笔触转到细微之处，把霸王重情重义儿女情长的款款温情展现出来，让人看到一个情感真挚有血有肉的英雄。而这一点的着重描写，更是将楚霸王的悲剧人生引领到高潮，使其悲剧色彩更加浓重，耐人寻味。
且看《项羽本记》中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与美人虞姬生离死别的情景
项王军壁壤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驻，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是怎样一个壮怀激烈令人荡气回肠的场景!英雄末路，长歌当哭。这一悲壮惨痛感天动地的悲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丝毫不亚于古希腊任何一部悲剧。
司马迁一篇《项羽本纪》，使那铁骨铮铮性格刚烈且极为暴虐的楚霸王形象不知刻印在后代多少人的心中。那让人怜惜的悲剧人生，令人生出了多少的感慨与同情。唐代诗人杜牧不禁感叹“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而作为女性诗人，李清照对爱江山也爱美人男子汉气十足的楚霸王更是赞美有加，推祟备至。“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把个悲剧人物项羽的形象塑造得崇高而又伟大。后人如此，倘若没有《史记》中那个性鲜明，被褒贬得当的楚霸王，或许项羽这个名字将在未来的千百年历史中在“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规律下被扭曲了。
作为茫茫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体，司马迁自身无疑就是一个生活在悲剧时代演绎悲剧人生的悲情形象，可是他并没有因自己悲剧性的遭遇而就此消沉，反而在悲剧现实中寻觅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生价值，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他坚强的意志、崇高的理想，美好的人性和浪漫情怀连同他悲剧的人生，伴随着他悲剧性的不朽诗篇，融入悠悠的历史长河中，闪烁着他永恒璀璨的光芒。
作为中国历史上众多史学家其中的一个，司马迁的创作与后世那些有直接功利目的的作品不同。“不为权所谋，不为利所诱”，以平和的心态和审慎客观的历史眼光对中国历史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将一幕幕人生悲剧客观细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不朽的历史文化财富。
作为一个以文学的笔触写“史”的作者，司马迁开创了文史兼容，以为文为形式、记史为效果，阐理为目的的创作先河。第一次打开了史学通向文学的门户，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只有这样一段不平凡的悲剧人生，才著就出这样一部成就卓越的悲剧史话。
《史记》，他其中蕴涵的丰富的文化理想和对后世史学、文学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在 文学和历史张力中表现的悲剧、悲情、悲美，使其不愧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