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沙家浜》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一出现在文坛上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 “酷评家”们的众矢之的。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新生儿，而非要将其扼杀在摇篮中而后快呢？如此这般，笔者就对这篇颇有争议的小说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
“暧昧”这个词语在字典中有两个意象：1.（态度，用意等）含糊；2.（行为）不光明，不可告人。通读整个文本，给人最强烈、最深刻的印象不外乎“暧昧”两字，当然所指的是第二种意象。换个俗点的说法，就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之所以说“故事”，是因为四人之间除了情感纠葛外还有其他的元素渗透其中）。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这种题材似乎是“恶俗”和“烂熟”的代表，没有丝毫可取之处。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小说就没有它的价值了。但是作者并不象其他擅长都市言情小说的“写手”一样将其置于繁华迷离的都市夜生活中。佩服薛荣的睿智和大胆，使小说在一个“非常时代”发生，发展直至谢幕。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睿智和大胆，鸡蛋和鲜花同时向作者飞来。
小说的大背景是每个人都熟悉的抗日战争，故事的女一号是春来茶馆的阿庆嫂。故事就是在阿庆嫂和阿庆、郭建光、胡传魁之间拉开帷幕的，或许可以称之为“革命时期的爱情”。革命时期会有爱情吗？历来有很多文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地论证，结论大都不外乎“同志加兄弟”式的革命关系，可谓是放之四海皆准。即使真有爱情，也都被掩盖掉了，革命时期是“不能谈爱情”的，更谈不上“性爱”。性爱是形而下的，而革命则是形而上的；性爱是世俗的，而革命恰恰是反世俗的。文本中的郭指导员是革命者的代表，但就是这样一位根正苗红的革命人士也情不自禁地同阿庆嫂——“酷评家”们称之为“潘金莲”的女人发生了关系。先不去管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爱情（精神上的），但两个人在肉体上的结合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说来，作者似乎是冒天下之大不讳了。
革命者最看不起个人的缠绵，靡靡的郑音和软软的桃花江与革命的道德理想是格格不入的。这是革命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理念，在当时那个背景下是畅行无阻的：作品中女主角多是不男不女的中性人 ，长相可以过得去，但绝对不能漂亮。那是革命时期，需要的是革命精神，漂亮是与革命无关的东西 ，那么就应该被抛弃。小说中的女一号虽然徐娘半老却也风韵犹存，不然岂会引得革命者春心荡漾？“郭建光已好久没有用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眼光来看异性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抛却儿女私情，将眼前的女人看作“男人”，非成为那个时代的柳下惠不可？薛荣向这种理念挑战了，“她在镜子里看到了他那赤裸裸的目光”，郭建光此时的身份是男人而不是革命者，有这种赤裸裸的目光才证明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由革命者降格为“平凡”的男人，似乎是对革命的一种玷污。但这种世俗化的降格并没有使革命者的形象受挫，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形象才更贴近生活，才更有艺术的魅力和震撼力。
当革命在偏执中走向它的反面，世俗需求便凸显出它的高贵。如果说郭建光这个形象是作者对“高、大、全”的时代局限性进行的第一轮轰炸的话，那么，阿庆这个有损所有男人形象的猥琐男人则将这轮轰炸推向了高潮。阿庆的塑造是小说中最成功的，彻彻底底推翻了样板戏中所标榜的一切。阿庆活得窝囊，在夫权、父权社会里边，作为一个男人却没有活出男人的样子，整日里唯唯诺诺：“她要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这是他在阿庆嫂、胡、郭等人面前的形象。与此同时，这个看似猥琐的小男人却在外面“包二奶”，养私生子，在另一个“家”里尽显“大男人主义”的作风，阿庆“生活在别处”——只有在翠花那儿他才能找到自己男子汉的气魄，获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满足，这或许就是阿庆的“爱情观”（姑且就这么认为）。这是深受封建伦理道德毒害的一个典型，对阿庆嫂 “红杏出墙”的敢怒而不敢言，却在背后骂“不会下蛋的母鸡”，暗自庆幸还有金根这样一个私生子，这是阿Q精神的发展版。阿庆的死是悲壮的，为他的一生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远比阿Q行刑前画的那个圆圆。“轰”声中他就成了英雄，一辈子都当乌龟、狗熊的小男人在抗日的大背景下鬼使神差地就成了英雄。
张爱玲说过：“那个时代的男子是这样的，当他们知道爱情这两个字时，他已经娶妻生子了。”对于阿庆嫂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所嫁非爱。但是阿庆嫂却能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爱，不管是纯肉欲的还是精神上的，即便被冠上“潘金莲”的骂名。样板戏中的女英雄转眼间变成荡妇淫娃，有“少共”情节的人是难以忍受的，这个副面影响的确不容忽视，但也不能因为这么一点曲笔就将小说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阿庆嫂是女人，一个完整的女人总离不开“性爱”，总要去追慕那些高大英勇的男人——阿庆的猥琐不堪和郭、胡两人形成鲜明对比，每一个正常的女人都会选择后者，只是有些人只停留在心里，有些人却用行动来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讲，阿庆嫂还是女权主义的推行者。
小说的大胆尝试是正确的，它将一种新的理念带入了文坛，让我们对那个特定时代下的特殊作品进行了新的审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