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天谴丝绸路的白日梦，歪着一片如幻如梦的曲靖烟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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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书会X先生特意推荐我辈青年读《少年凯歌》——郑重提及凯歌忏悔“文革”里不肖于老父一事。导演与作家神似，出炉的作品必然灌注着创造者的体验、生气。所以，“研究作品先研究作者”，THOMASMORE《乌托邦》对共产主义的先导价值未必高过它之于MAX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九三年《霸王别姬》适合的注脚首推《少年凯歌》。
陈凯歌在《霸王别姬》中安排小四儿亵渎养父程蝶衣并大手笔刻画“文革”是他忏悔需要的反向印证，亦是图解精神痛苦的方式。观众近乎三个小时的体验足可与话剧《茶馆》等量齐观。都是史诗性作品，可以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按卷轴展开。表面上它们相似在于遵循了传统政治军事史的分期方法：先前清，接着民国，再抗日，后是“文革”。实质的趋同在于舞台与观众的人生化理解。莎士比亚说“人生如戏”，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人类学概括：观照个体，架空任何集体名义的霸权（信仰上帝然而上帝不是上司），如此以至百年后入土，你的传记就是充满个人情感的行动总结——社会是舞台，同胞是观众。中世纪芸芸众生活着没有清晰的面孔，升天后携带一块刻着“我的一生忠贞不渝地信仰上帝”的羊皮向天堂守门人贿赂。舞台是展示，是SHOW，观众窥私，观众监督。那里静悄悄地，上帝的最后审判稀释为人世不同程度的监督：从国王至直系血亲，自我反省式的监督则因人而异。王利发“裕泰大茶馆”与程蝶衣赖以存在的舞台有了相同的功能：既检验各个时代的PH值，摆出酸碱度使观众品尝；同时展示给观众活生生的心灵史——程蝶衣堕入狄俄倪索斯情结的心灵史，窥私欲得以满足。这是注脚之二。
《霸王别姬》在老外眼里展示的恐怕是另一步田地——人权以各种理由被剥夺的历史画面。首先是京剧娃娃人间地狱式的训练，其次是大清帝国子民的等级压迫，再次是日本占领军的非人待遇，然后国民党匪兵的流氓骚扰，最后是“文革”的灭绝人性。正如EDWARD SAID《东方学》所描述的，京剧的异域色彩差强人意满足了西方观众的“常识”与窥私欲。所谓“人权”的缺失造就了程蝶衣，同时毁灭了程蝶衣。查当时规矩女子不许在舞台露面。戏班老大往往物色一些自愿且有天赋扮演旦角的“窈窕淑女”。程蝶衣被母亲扮成女子卖到梨园暗示应聘一方有足够诚意。训练成了生活的全部，儿童乐趣被剥夺。师傅以刀鞭甩屁股甚至拿烟枪捅牙龈的刑法判决了他在《霸王别姬》中的虞姬身份，这必然侵蚀少年心灵对现实生活的理智判断力，让他觉得做一个女人是最安全的。自然，是男人或是女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像梅兰芳。程蝶衣终于选择虞姬的生活乃出于一种动机：做名角改变未来。他被造成了艺术家，京剧迷袁四爷称赞“炉火纯青”——被逼成女人的艺术家。本可以这样做一辈子女人；只是他不能剥夺舞台下的霸王拥有其他女人的权利，这个女人却剥夺他与霸王同台陶醉的权利。七七年一幕，霸王语含沧桑：“你本是男儿郎，不是女娇娥……”身份错位被纠正——既然他已不是虞姬，也就不是小豆子。梦醒时分，人陨时刻。自杀最好的注脚总是“人不成其为人”。
可能，最有意义的注脚莫过于同性恋。同性恋并非天赋。柏拉图狡辩说古时合在一起的两个男人与合在一起的两个女人被天帝劈开，结果分开的两个男人与分开的两个女人会本能地相爱而终于结合在一起。据说老柏也是同性恋，所以同性恋又名柏拉图之恋。异性恋合法性的来源恰恰在于男女双方的来源是合法的，合法性承自父母。同性恋异化了存在，不会产生“爱情的结晶”，却可以铸就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诗人王尔德与观众的程蝶衣。《霸王别姬》中葛优饰演的袁四爷仰慕程蝶衣而猪拱似地亲得他一脸胭脂，惹得后排的女生哇哇尖叫，好像真有“精神恋爱”一回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