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德沃金先生来了,我们一起聆听他的思想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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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先生（以下简称德先生）年事已高，身材不大，他给我最大的印象是真诚。浙江大学的聘
请仪式非常隆重，讲话和鼓掌一段接着一段，他有一段讲话本来是被设计为致辞的，但他却急急得开始了他的演讲，弄得主席台上的面面相觑，台下师生掌声不绝。被打断之后，程序继续进行，完了以后校长拜别，演讲开始。
这场演讲的内容并不怎么精深，比较通俗，可能是因为缺乏对口的翻译（主持翻译的是孙笑侠主
任从美国请来的一位诉讼法学者，思维非常敏捷）。德先生说：“惊闻你们浙江大学的学生英文
非常棒，所以今天的演讲就主要不翻译了，只就一些疑难作一些中文解释，我会尽量讲得慢一
点” 。台下喜忧参半。
德先生先是描述了一个“美国关于中国的故事”，说中国人只相信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不相信
社会权利和民主。
说了一大通以后来了一个总结：“但是我不相信这些”。
于是他给了关于个人权利的的两个“普适”原则，并事先声明，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给出理由。
第一个原则是平等重要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有色彩，而不荒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感觉（原字是intelligence）和别人是平等和无差异的；每个人都不承认他人比自己有着质的优秀。平等不是一模一样，但这并不影响平等的存在以及争取平等的努力。政府必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应当平等得尊重每一个人，让他们知道真相，拥有合法所得，享受选择权。我们的政府崇尚自由市场，自由社会。但是，其他国家会有不同的做法，并且这往往被解释为“是善意的”。然而，情形往往总是，一些人被“更平等得对待”。这有三种表现，第一种比如我们国家出现过的奴隶制，这根本不可能算是我所谓的“平等的关怀”。第二种是，不对高收入科以税收来救济穷人。可能政府会以“增加经济总量，这样才能进行更好的救济”为由来迟缓救济，然而这对穷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也不是“平等得关怀”。有人说美国贫富差距悬殊，但中国可能更甚。第三种，听说中国有一个政策，对沿海大量投入，同时又不允许内地的人来分享，当然这只是听说。
事实上，每个人的都应该有选择自己所悦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每个观点都应该被尊重，每个行为都应当由作出决定或愿意的人来实施。
第二个原则是，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各种自由，比如言论自由，人们如果不能通过各种方式来交换 观点，那么他们就不能知道自己最适合哪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一切都有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不能违法。比如说“基督是一个坏人”在美国是不违法的，然而，我们却可以理解和尊重英国对此的惩罚，因为他们的法律有所规定。很可惜，许多政府的行为并不能验证这一条原则，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义务（承认各种法外自由）。我没有第一手调查材料来说明这些对民主的压迫，但是我听说，如果我在某国对新闻记者说：“你们国家要比我们的国家民主一些”，我便会被投入监狱。我还听说，北京有四个学生因为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腐败现象，组织政党而被审判，并且判了刑，当然，这只是听说。
如果我们拒绝这两个原则，那么就是拒绝平等，理由是什么？道德怀疑论反对我们，他们只承认偏好。然而，虽然我们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没有共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心中有共同的东西，只是我们不同意对方的表述而已。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我们传统文化观念不同，因此不能都适用这两个原则。但是，文化并不象动物的DNA决定了动物之间的差异那样，所谓的文化差异是模糊的，文化解释并不是事实本身。何况，西方文化也有很多条分支，比如我们伟大的卢梭就强烈得批判个人主义。你们可能不会在劝诱（被指出这两个原则的好处）下转变，但是，你们所谓的不同文化并没有否定你们在经济上的成功（转变），为什么不继续呢？民主只会让一切已取得的变得更加好啊。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你们不是在搞法治么？尽管听说你们本来的司法不独立，没有法官和律师阶层，但是看看你们现在，一切都已经慢慢好了起来了——可见文化差异又被夸大了。虽然，西方国家相对而言有坚实的法律信仰，不象中国，我们把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分得比较清楚，即使我或我的妻子生了重病，我也不能砸开药店的窗户偷药，我们的国家里，大多复杂重要的问题总是用法律的手段解决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件事都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如果当事人申请的话，就可以得到法律的解释。于是道德便被正当得悬置起来了。
中国在追求更多的民主，然而却害怕所谓的代价，认为这样的话会危害公民安全。但是，我们不应当用更大的暴力作为代价来保护公民，政府没有拒绝公民自由的权利，仅仅在公民受到清除无误的，直接的威胁时才被授权使用暴力。政府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无视这种责任而侵犯自由。即使所有对两个原则的反对意见都成立，这些理论也必须经过讨论的方式来选择。演讲最后，德先生还对中国未来“提出了展望”：我们都有死亡的重担，我们必须分享很多共同规则和模式，我们必须面对许多共同问题，如环境和恐怖主义，作为人类，我们共同分享着祝福和灾难。
首先是一个学生问了德先生一个关于正式法律和非正式法律（比如习惯和道德）。马上被德先生狂批：没有这样的分法！法律已经越来越复杂，很多甚至不能分清是理论、习惯或法律规定。解释对法律起着无可争辩的意义，而解释很多都是一个法律以外的东西。
在谈到宽容的问题时，德先生提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经典思想：我相信这两个原则，并不等于“我认为它们是真的”；其实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本人的补充与归纳），任何原则都没有绝对的无语境的正确性（在性质上是如此表述的），任何原则都只对支持它的人们有效（这是从主观方面来看的，即意思自治；如果光光指出一个原则的语境正当性，那么说话者还是可以以合宜语境的霸权来强迫他人接受。然而，主观真实是确定与视角主义的，不象客观真实那样模糊）。
德先生还指出，繁荣如不以平等的关怀为基础，那么不如不繁荣。
在回答一个意外的，关于巴以关系的问题时，德先生说：沙龙是一个只懂得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人，阿拉法特是一个没有驾驭力的领导人。两个人都应该被换掉，让他们的人民来选举心目中的人选。美在巴以关系上不应偏袒任何一方。
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有林来梵先生的提问，林先生问：“罗尔斯虚拟了一个无知之幕，而您所谓的权利是没有提到起源的，这是我所想知道的”。德先生的回答约莫是，“很难回答，或不需要回答；正如孩子问母亲自己是哪里来的这样的问题一样。”“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我想说是自尊，自尊是权利的来源”。
演讲结束后，孙笑侠先生致辞：“1945年庞德来到浙江大学，我的老师一直为了听过他的课而为荣，若干年以后，我们也可以同样以在这里听过德沃金先生的课而感到骄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