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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和人一样，也是有性格的，就像人的嗓子，有的人的嗓子可以唱得高一些，有的人的嗓子却只能唱低音。什么样的嗓子唱什么样的歌是不能乱来的，这也有一种看不到的规律在里边，如果违反了这种规律，歌子就会唱得很不像话。
中国的乐器很多，比如二胡，就是一种很悲剧性的乐器，所以瞎子阿炳才会用它来演奏他内心的凄苦。想象一下他一边拉着胡琴一边在江南细雨里慢慢走着，巷子又是长长的，细细长长的巷子，巷子里的石板路面一块一块都给雨水打得一片湿亮，这应该是晚上，二胡着了雨的湿气，就更没了悲剧性之外的那一点点亮丽。
中国乐器大多都是悲剧性格，马头琴更是这样，而且往往拉马头琴的人还在那里调着琴弦，那悲剧的味道就出来了。马头琴能不能演奏欢快的曲子？我认为几乎是不能，它是一种骨子里哀伤的乐器。草原的晚上是一无遮拦的空旷，你站到蒙古包的外边去，天和地都是平面的。没有树也没有山，什么都没有。忽然马头琴就那么浑浑地响起来了，拉的是什么？是《嘎达梅林》。那样哀怨，那样悲伤，那远方飞来的小鸿雁真是令人柔肠百转。听马头琴演奏这只曲子的时候你最好要喝一些烈酒，但是不能太醉，也不能一点也不醉，这时候你也许会被马头琴感动得流泪，那是一种极好的体验。马头琴也能演奏节奏快的曲子，比如《骏马奔腾保边疆》，节奏是很快的，配着敲打得一如疾风暴雨的木鱼，让人从心里怜念那骏马们踏来踏去的草场，如果是碰巧刚刚下过一场雨，想那草场是一塌糊涂的。演奏这种节奏快速的曲子不是马头琴的本色，马头琴的本色就是低沉，苍凉。迂回，哭泣般的浑浑的音色效果。二胡和马头琴相比，还有那么一点点亮丽在里边，马头琴即使演奏那些调侃一些的曲子，如蒙古民歌《喇嘛哥哥》，性的挑逗在这支曲子里明显是很强烈的，但一演奏起来，还是不脱悲剧的味道。这悲剧的味道让人产生强烈的及时行乐的欲望，这倒合乎常理，越悲伤的人越想去行乐。
中国的乐器里边，琵琶是比较没有性格的，它有些像钢琴，没有太明显的性格因素，却能演奏各路曲子，欢快的它来得了，悲伤的它也可以来。这就让它显出一种大度。就像是一个大气派的演员，什么他都能演。
古筝也是这样的，古筝一旦演奏起来，便不是一条小溪样弯弯曲曲地流淌，而是从天边铺排而来的无边风雨，里边还可以夹杂着闪电和雷鸣，可以很迫人把你推到一个抽象的角落里让你去做具体的想象。琵琶也是这样。《十面埋伏》这支曲子里就有马在不停地奔跑，雨也在曲子里下着，云在曲子里黑着，有火在曲子里惨淡红着。琵琶、古筝都是这样的大角色演员。
箫和古琴却是孤独而不合群的避世者，别的乐器是声，而箫和古琴却是韵，需要更大的耐性去领略，需要想象的合作，不是铺排得很满，而是残缺的，像马远的山水，再好，只是那么一个角落，树也是一棵两棵地吝啬在那里半死不活，需要读它的人用想象和它进行一种合作。听箫曲和古琴曲要闭上眼睛，要让自己暂时离开柴米油盐的现实，饿着肚子和有着强烈的肉欲是无法欣赏箫和古琴的，箫的性格其实是悲剧性的，是一种精神境界里边的凄苦，而二胡却更现实一些，所以二胡不能演奏《旱天雷》和《瘦马摇铃》这样的曲子。箫却要以惨淡的江天做背景，天色是将明未明的那种冷到人心上的深蓝，冷冷的，还有几粒残星在天上，雁呢，已经在天上起程了，飞向它们永远的南国，飞得很慢，这就是箫的背景，红红的满江边的芙蓉花是和它不协调的。箫和笛大不一样，笛是亮丽的，“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这一声笛是何等的亮丽，也是这一声笛，月色才显得更加皎洁，诗的境界才不至于太凄冷。笛是欢快的，跳跃的，但在山西的北部，笛这种乐器一出现在二人台这种地方小戏里，就很怪地尖利利地变得凄苦起来。笛是乡村的，箫却是书生化了的，这是不同的角色，根本的不同，想象不出来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箫。笛的悲剧性是要在一定的背景下才能表现出来的，比如《红楼梦》中凹晶馆中赏月时那冷不丁突然响起的一声笛，直让人心惊胆跳，像见了鬼，又好像一个平时温和的人一下子暴跳起来发了脾气，猛厉、没由来、让人防不住，几乎是绝望了的意思，一声就够了，这时候也只有笛才能压得住那种强作欢乐却已悲从中来的场面，如果让箫出场，会压不住那种气氛，那气氛太大，太沉，太暗，只有笛才压得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