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扬之水初识于探访福建窑址的路途中。沿途聊些身边人物，考古故事。感觉她为人真挚，博闻，好问，图画得好，笔记精徽。回来发现她写作速度惊人，每次见面送给我一叠新作，说的都是古人生活中的寻常物用，文字间流露出一种纯粹的古典韵味，淡雅，深致。后来她让我为她的新文集作序，理由是，每篇都认真读过了，而且能坦率的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作研究生常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话，但从没听说是写序的理由。我珍惜这份浓厚的友情，也知道她是一个性格坚决的人，就答应下来这件自知不可能做好的事情。
书里的篇章考证古诗文名物，内容从先秦到明清，而多宋人故事，或从文到物，或从物到文，或是风俗故实。文笔是她一贯的风格，行云流水般，气韵淡远，好像更无我。偶尔幽默一下，意趣横生，令人惊喜。视野广博，考证精深，又举重若轻，了无痕迹。所述好像随机拍摄的平凡的生活特写，但镜头又总是落在这个文明恬静从容的瞬间。读来仿佛走入一间文人的书房，主人刚离开。想到这种雅致的场景在古今的干戈不息中总是那么短暂，就觉得她精心描述的是一种蕴于物中的理想，是这个文明一直怀想的生活。因为美，所以近乎静止。
习惯了演绎推理，总是认为，大概在寻常物用后面有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看法贯穿始终。于是仔细研究，欲寻找树叶后面的“枝干”。但扬之水自己说，写这些题目，好像低头拣起一片树叶，然后就开始琢磨，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最终抬头找到树，也可能没找着。我想，这意象很美，因为拾起的片片落叶皆是诗。明亡的时代，常见一种青花碟子，只画一片写意的秋叶，边上写着“落叶无声”，或者“一叶知秋”，我一直都没弄明白它的来历，有时就是这样，叶子还在，树没了。
书中对文房清玩细致的描述里，蕴涵着一个长时段的物质文化变局对生活体验和审美趋向带来的微妙而深远的影响。这大树的主干便是生活姿态与家具的变化，——居室陈设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从跪坐向高坐具的转变，宋人已有自觉，。而扬之水通过对寻常器物的追本溯源，探究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牵动了诸多方面的生活细节，由此枝繁叶茂，导致文化传统的变迁。回头再看，“明窗净几，罗列布置”，“乌篆蜗书，奇峰远水”，“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赵希鹄《洞天清禄》序)，宋人笔下的人间清趣是在历史舒缓的潜流中悄然涌现。
有时候，就是用心说一个小事情，看半天也寻不着什么大格局。然而，日常起居，形体姿容，到扬之水笔下，就多了一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境，令人在意想不到而又寻常不过的地方与古人不期而遇，妙趣顿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经国大业能于此间切入。这般“错。错落落的精致”，倒让人宁愿“一叶障目。
宋人把这种对平凡琐事的关怀追溯到唐人张彦远，赵希鹄《洞天清禄》开篇即说到这位遍览天下珍藏，作《历代名画记》的作者，还写过一本《闲居受用》，记述身边平凡生活点滴，所谓“至首载斋阁应用，而旁及醯醢脯羞之属”，虽然作者既而感叹“噫!是乃大老姥总督米盐细务者之为，谁谓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因别立鉴古一项而日之为“清福”；不过依着张彦远自己对气韵的讲求，——“若气韵不周空称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想来《闲居受用》中的丛脞“细务”也是写平淡中的意韵，而宋人的“清福”未尝不是与此“细务”之意韵相衔。此后许多谈物的作品，常是国破家亡，物去人非之后的追忆，亦多系于“醯醢脯羞之属”，至深的哀恸，竟也是寄寓于对平凡细物的不舍和依恋。
扬之水的名物新证承袭着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从物，说到诗与画的世界。因为同行亲历，我想还包括实地勘察，对古今之变发生的场景有身临其境的感知，足迹超出了周去非、赵汝适所熟识的世界。 研究的核心是定名与相知。定名源自考查古籍中提到的草木乌兽鱼虫的名与实，进而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与用途，古书中对自然的细致分类保存着我们模糊的历史记忆，——在混沌的世界中建立规则和秩序，曾是一个多么漫长艰难而生死攸关的事。文物风俗典章制度中则蕴涵着古人的观念和理想。当承载它们的物随着岁月尘封而湮灭，就不得不再去穷究名与物的关系，恢复久已离散的语境。
名物研究本来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不过一直是经学中的一个分支，对物本身的觉醒与兴致，却是宋人的风尚。在刘敞、欧阳修的倡导之下，北宋学者们开始致力于对古器物进行系统的收集、描述和研究。文房空间的变化“使精彭的雅趣有了安顿处”，宋人的疑古思想也为对物与文的双重关注开启了探索之源。
时风好古，北宋文人在他们的金石考古著作中就先讲明白：古器“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金石录》序)，或“非敢以器为玩也”(《考古图》)，更重要的是可以“决经义之疑也”(《金石录》卷十三《爵铭跋》)。疑古，所以对史籍书写和流传过程有更清醒的体察“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虽然说“刻词乃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可“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刻词本身也就不可能不失其实。证据是，在北魏郑文公碑上，赵明诚看到郑道昭在远离都城的摩崖碑文中隐去了朝廷因为其父治阙廉清而加的恶谥。他觉得不可思议，但并不肯因为碑文乃当时之物而否定史籍之详。我想，大概他已经把那些秉私意、失其实的古籍和金石都当作更广阔的历史的一部分了吧，宁可求同存异，也不轻易厚此薄彼。
宋人金石考古的一个重要工怍便是给古器物定名，——名物学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持“物”以找名，乃至“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擅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王国维语)，扬之水并不泥于古人对名与物的对照考查，她的求新之处在于关注的是诗文和器物问的契合，尝试“在二者的遥相呼应处，接通它们本来应有的联系”。由此，使物在诗中的生命于两者的契合处复活。
此即所谓“相知”，——从释读文物中蕴涵的文化信息开始，达到“与古人有会心之妙”“考证翔实，才能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会心之妙还要依附于情和韵。有一位读者说得非常好：“说起来，‘相知’大概算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了，研究者和研究的客体如果可以达到相知和互通的境界，这门学科也就有了灵魂。”这份相知，使人尤思宋人。他们用很重的文思来考古金石，吕大临说“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考古图》)。一句“如见其人”，宋人或不敌经历了乾嘉学派和现代考古双重熏陶下的今贤。论灵气才思，北宋金石人物，如刘敞，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之属，却可以说是陵跨百代。对此仍是王国维的评价最为贴切，他说，北宋金石学中的“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北宋金石学在靖康之难之后迅速衰落，虽然清代复兴，考证也远过于前代，然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
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道出宋人金石之美的极致和传统之流中间最富生命力的特质。我更倾向干认为，扬之水的文章秉承了金石学的精神内涵。在一种进化的思路中，大家关心的是金石与考古是否有继承关系，和金石学的局限性，而不大关心金石学的精神内涵和源流，以及考古学的局限性。我想，正是观堂拈出的所谓“乓味”，以及思古之情和求新之念，使扬之水孜孜不倦于名物之学，而与古人相知吧。当我们日渐依赖以科学方法探索这个文明的历史，这种相知显得那么珍贵，——没有它，我们如何体味点点滴滴中久已湮灭的诗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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