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其实看了这篇文章后，小编更加感触到了我们大学需要走向旷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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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对中国当代小说一直存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理应对作家的创造激情有新的期待；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中国小说仍然普遍沉迷于一己之私，一己之悲欢，还没有从一种小情绪、小格局里走出来，进而关注更大的精神母题。文学固然关乎个人，但是，当个人泛滥成千人一面的、公共话语中的个人，当欲望和身体成为新一代作家写作的主题词，小说很可能会面临着新一轮的精神专制：从过去的被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所奴役，发展到现在的被身体和欲望所奴役——二者的内容虽不一样，思想路径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小说要面对多方面的困境：作家如何从一种苍白的纸上虚构中走出来，重建写作与当下生活的真实关系？小说如何处理好欲望的书写和欲望的升华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在作品中重新发现人的价值，重新肯定灵魂叙事的重要意义？我把这些问题，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把它归结为：在“闺房写作”之外，如何才能建立起“旷野写作”的精神维度？闺房写作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使作家的个人经验获得了合法的书写地位，只是，这个世界除了闺房里的秘史之外，还有一个广大的、沉默的区域，它同样需要作家去观察和省悟。中国作家经过多年闺房生活的写作训练之后，现在或许到了重申旷野写作的价值的时候了；正如中国文学经过多年的“怎么写”的探索之后，“写什么”的问题近年又被重新提出来一样。
何谓闺房写作？我想，它无非喻指的是作家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密室里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而旷野写作呢，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他还在大地上行走，需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
这也是张爱玲的写作和鲁迅的写作之间的重要区别。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细节的偏爱（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如她喜欢听胡琴的声音，“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以及她对苍茫人生的个人叹息（她说，“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短的是生命，长的是磨难”），这些，可以看作是她的闺房写作的经典意象，她确是一个能在细微处发现奇迹的出色作家。但比起张爱玲来，鲁迅所看到的世界，显然是要宽阔、深透得多。尤其是在《野草》里，鲁迅把人放逐在存在的荒原，让人在天地间思考、行动、追问，即便知道前面可能没有路，也不愿停下进发的步伐——这样一个存在的勘探者的姿态，正是旷野写作的核心意象。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以鲁迅为顶峰，而非由张爱玲来代表，我想大家所推崇的正是鲁迅身上这种宽广和重量。
从细小到精致，终归是不如从宽阔到沉重。关于这点，王安忆有一段精到的论述，她说：“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中国小说推重张爱玲多年，从她身上一度获得了很好的个人写作的资源，但相比之下，鲁迅所开创的在天地间、在旷野里、在现实中关怀人的道路，如今却有逐渐被忽视的倾向。这也是很多人对当代小说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
因此，从闺房写作到旷野写作的精神位移，其实是要中国作家反思：除了写身体的悲欢，我还关注灵魂的衰退吗？除了写私人经验，我还注视“他人的痛苦”吗？除了写欲望的细节，我还承认存在着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吗？也就是说，一个小说家，在一己之私之外，还需要看到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值得关注——假如没有这种健全的精神视野，他写出的小说终归是残缺的。尤其是经过了这十几年激进的欲望实践之后，中国作家应该看到，写作的精神气息可能正在发生这样的微妙流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