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许多青年人以能拥有一本油印的《舒婷诗选》而自豪。因为她诗歌中的浪漫情怀，她被不曾谋面的年轻人视为理想情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舒婷犹如一只报春的燕子，用其满蓄女性意识和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对骚动的灵魂给以展示，用朦胧诗来映照客观世界，成为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复兴时期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舒婷崛起于70年代末的中国诗坛，她当时还是灯泡厂的女工，一首《致橡树》传达了女性的觉醒意识以及女性对平等独立价值观的认知，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火花。
美丽的滋养
1980年期间，就像有个蒙面客突然闯入一个和谐的家庭一样，一批令文学界惊骇万状的“谁也读不懂的”朦胧诗登上了中国诗坛。舒婷是朦胧派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敏感而鲜明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女性最内在的精神流向，她的诗对爱情的表现温馨而柔婉，对友情的吟咏真挚而睿智，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深沉而浓郁，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独具特色的一派。
1969年舒婷初中未毕业就下乡“插队落户”。1972年返城，在建筑公司做临时工，她还曾做过宣传员、统计员、泥水匠、织布厂女工、灯泡厂焊工。1977年她写下了在八十年代广为流传的《致橡树》，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等。
那个年代，舒婷的诗给了人们许多诗意的馈赠和温柔美丽的滋养。八十年代。她的诗歌一进入人们的眼帘，便魔法般弥漫到人们的整个心灵，许多喜爱舒婷诗歌的人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那种存在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存在，仿佛是融进了人心灵的一种汁液或者气息。
舒婷可能是中国最低产的诗人，平均每年写不到六首。事实上，从《双桅船》、《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到《致橡树》，舒婷的诗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火把与拐杖。
人淡如菊
诗歌的风潮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渐渐散去。这些年来，舒婷很少再写诗，她在厦门鼓浪屿的一座老洋房里，过着平淡而充实的日子。
年轻时，诗歌是舒婷的生命，成家之后，舒婷把家庭放在了第一位，“我更重视家庭，我是一个普通女人，渴望过宁静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女人。我更在意丈夫、孩子、家。为呵护我的儿子，我有四五年没有提笔写诗。”
舒婷现在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大部分时间在家，偶尔去外地或出国参加各种笔会、诗歌节，但从不参加企业及政界活动，也很少接受记者采访。舒婷深信诗人不是明星，她一直拒绝采访，拒绝在电视上露面。去年，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三场“舒婷诗歌作品朗诵会”，舒婷低调地坐在最普通的座位上，没有鲜花，没有“谢幕”。
许多人都读过那首著名的《致橡树》。总会问到舒婷身边的那棵“橡树”，舒婷总笑着回答，她的橡树既不高大，也不伟岸，却是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人。
舒婷的先生陈忠义是厦门城市大学的教授，也是福建颇有名气的评论家。对诗歌理论研究颇有造诣。他们曾开玩笑说：“我们家庭的组成，是一个缺少情人记录的丈夫，和一个没有外遇前科的妻子，夹着怪招迭出的新潮儿子，在现代婚姻悬崖上营筑着一泥土小巢，居然风雨无恙。”说此话，舒婷是一脸的幸福。
如今的生活中舒婷基本不谈诗，也不评论诗，她说诗歌以外的东西，论理啊，流派啊，斗争啊她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只想住在鼓浪屿的家里，安静地做一个女人。
曾经的印记
学者基甫在《世纪末的诗歌“口香糖”——舒婷批判》里这样写道：“如果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舒婷的诗尚且具有对政治化的革命诗歌的对抗功能，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精神先锋的话，那么，自八十年代中期起，这种精神先锋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舒婷式的抒情性已然演化为八十年代中期的主流文化精神中的一部分，尽管有可能是最为精彩的部分。也正因为如此，大约自1985年之后舒婷就鲜有新作，偶有所得，也全无新意……”
舒婷现在以写散文、随笔为主，她说，“如果我说我的散文比诗歌写得好，很多人一定不相信。其实我在插队的时候就开始写散文，但是诗歌总是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在八十年代诗歌是有号召力的，大家都在读诗。我写诗非常追求唯美，如果自我感觉诗里一个字和另一字搭配在一起不好听或者读不通顺我就一定要改掉。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字字珠玑’，所以很多的人都说我的诗比较适合朗诵，琅琅上口。但是写散文就不一样，我追求更多的是一种亲切自然，我想得更多的是与读者的交流和贴近，在散文里我更追求一种口语的表达。但无论写什么我都很真实。我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
诗歌体现的多是情感，而散文体现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在后来的散文创作里，舒婷继续延续着诗性的写作。虽然朦胧诗已成为过去，当年的舒婷也渐渐离我们远去，不能否认的是舒婷曾经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她的诗作深深影响过一代人。
当外界评判舒婷的诗成为读者的文学“口香糖”，吃完要吐掉，当现在的舒婷形容自己“与诗似乎难以破镜重圆，散文随笔好像也非白头偕老的归宿。”舒婷的作品对于中国文学，无异于演变为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印证着舒婷曾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过，并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