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病难看病贵为什么还在被抱怨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至今仍无法解决。而很少有人意识到，看病难的关键在于解放医生。看病贵则是因为国家财政投入过少，老百姓看病基本得靠自己的腰包
先说“看病难”，这是一个不能一概而论的判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你去一、二级医院看病，等候时间超不过10分钟。很多时候进门就看。这些医院的院长常常为门可罗雀而忧心忡忡。相反，你如果去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著名三甲医院去看病，下午时光就可以看到为第二天看病排队的病人、家属或号贩子，他们要在这里风餐露宿整整一夜。顶级专家的预约号黑市上卖到上千块钱。
这说明什么？它说明医疗资源基本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老百姓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相信当地医疗机构，直奔大城市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它更说明，优秀医生在人才市场是严重供不应求的。
按照最基本的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一件产品和服务严重供不应求时理应出现的情况是价格升高，使价格不变或回落的方法是增加供给。
但是呢，在中国，医疗服务的价格是政府定死了的，不能动。所以“红包”或称“点名费”接踵而来。在我看来，“红包”是什么呢？“红包”是对于优秀医生人力技术资本未在医疗服务收费清单中体现出来的隐性价格。
可是，对待好医生的医疗技术这一稀缺产品时，政府采取的手法是什么呢？一是在全国范围的医疗系统内展开了一场整风严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仍未结束的“反商业贿赂”运动。有些地方竟然演出不管医生是否收了“红包”，每月必须让医生交出数百元“贿赂款”，否则开除医生的闹剧。二是加大医风医德教育。
这种做法的效果是通过行政力量强行压制、抹杀或者消灭医生的真实劳务价格，从中传递出的政策希望是，医生不是被称作“白衣天使”吗？最好是永远不吃不喝的圣人或者是不管自己死活、只为病人服务的“活雷锋”。
在运动的威慑下，好医生既不愿意铤而走险，也不愿意以大大低于自己劳动的真实价格为病人看病，干脆休息了！
接下来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好医生开始退出医疗服务供给的平台，转行从事其他行业；从医学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走上成为好医生的艰苦道路，不做临床医生，或者早早出国。这些现象并不是我杜撰或假想出来的，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由于高质量的医生在减少，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状况只会加剧。只有两种人乐了——一是号贩子，二是伪医生。
“看病难的关键是解放医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兼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几天前对我这样说。
事实的确如此。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其实就是通过回归价值规律实现对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包括人的技术价值和尊严在社会体系中得以承认和实现。只有这样，好医生的产出才会越来越多，我们才有可能解开看病难的死结。
再说“看病贵”，这个原因也已经被反复提及——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几万亿的财政预算中，只有1000多亿用于医疗支出。结果导致，中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2003年的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更有近五成的住院患者主动提出提前出院；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高达七成多。
好在，医疗保险体系扩大覆盖面的改革试点已经先行一步。今年7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根据文件要求，我国将在2010年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
然而，问题是扩大医保覆盖面是否能使钱花得更有效率？关键是看社保部门能否起到“守门人”的作用，对于医生给病人的检查和处方进行核查和把关。这些还未能在医改方案中得到肯定的答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