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很早以前的一篇文章。看后颇多感触，却不知如何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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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每一个中国诗人（包括诗爱者）都曾真的目击过那个场面：那年三月某日的黄昏，在中国河北省的某截铁轨上，一列缓缓开来的货车，成全了卧轨自杀的诗人海子。这是中国诗界和中国诗人在这一年中所经历的惟一事件，后来发生的一切反倒显得无足轻重了。
这是你不能作出选择的一年，正如你无法拦阻海子去意已决，疯狂地求死。在西川近年的某篇回忆文章中曾提到：当日上午是西川的母亲看到了行色匆匆奔赴火车站的海子，看到他的为什么不是西川本人？这是“神的旨意”吗？海子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正像他在遗书中所写到的：他的死与别人无关。
难道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用来惩罚诗歌的，惩罚它自80年代以来的追风赶浪、心浮气躁？显然，这是一种自作多情的想法。但事实上，中国诗人们在这一年中对暴力的直接感知是来自海子之死。
这一方面缘于中国人一以贯之的麻木，也再度证明中国诗人那来自屈原、杜甫的“传统”是个伪的；另一方面，埋头于文本之间的“建设者”们必须把头埋得更深，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吾已不再是“政治动物”！
对诗人们来说，这一年兴奋的焦点就集中在可怜海子一分为二的尸体上，带着一种贪婪的奸尸犯的目光，外在的暴力使他们感受了沉重的压抑，内心暴力的欲念却由来已久，刚好也只能够用来对付一具僵尸。这一年里，海子的尸体肯定是先被人操了！
有人说“海子把中国诗歌拖进了麦子地……”——这种色迷迷的表述颇似在讲一个黄段子，但却直抵真实。而今天，我不愿归咎于海子的原因，正是洞悉了某些人的“奸尸”行为。
后来，这帮人挥舞着海子腐烂的鸡巴冲着人群指手划脚，而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继而出现：一代人竟甘愿褪下裤子，撅着屁股，等着挨操！于是，一个海子倒下了，千万个海子站起来，形似一帮得了海子“专宠”的小公公，齐声合诵：海子，孤独的王！
海子以其自身的暴力行为震慑了怕死的中国诗人；海子又以其暴力的言辞击穿了中国诗人胸膛里的那团软肉。
“北大书生”与“农民之子”的奇妙组合恐怕是世界上最操蛋的一种混血。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是“北大精神”，那未名湖中满溢的书生意气的泡沫就是“北大精神”吗？
假如不是，那在这据说是“最易于产生新思想”的土壤之上，为什么只生产一种诗歌：戴礼帽穿长衫的诗歌，一种装洋孙子的诗歌，纯正到骨子里的农民的诗歌？
北大盛产疯子，那是“农民之子”的市俗野心在这里破灭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一旦出现在诗里，那诗歌将成为怎样一头纸糊的庞然怪兽？！大家已经看见了。我断定海子就是这样一个疯子。
1986年，中国现代诗完成了一次从北向南的迁徙；而这一年，中国现代诗从城市迅速向农村转移，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可耻的大撤退！它的可耻之处在于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强迫这样！后来当我听说有人把海子出生的安徽省安庆县查湾当作中国诗歌的“圣地”而前往朝拜时，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大多外行人想当然地以为1992年后商潮汹涌，给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带来了多大的冲击，其实不然，商潮只带来了诗歌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未尝不是好事，下海的都是二流以下的混子，稍微优秀者几乎全在。而这一年，海子之死带给中国现代诗的却是质量的大大降低：语言风格与表现形式的单一，多元向一元的转化……“一元化”在这个时期至少在诗界是“再现辉煌”了，就这一点来说，海子确实够个“王”！
之后的诗坛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卫道士，以“海子治丧委员会”的名义，他们指手划脚地要求我们写出“正派的诗歌”，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建设者”，而一年后出现的“紧缩”正为他们的发言提供了方便：他们的玩艺儿至少在面目上是“纯洁”的：非常卖乖，在某些人看来，无害并且有益，净化了祖国的语言。
之后的“先锋诗歌”是一种面目的：农业意象+处子情怀。如果你能够写得“长”（篇幅上）写得“大”（结构上）就可以轻易讨得一个“大师”的浑名；如果你在诗里一味使用哭腔，那么你可能就会被认为“表现了时代精神”。
中国诗人的智力水平降到了“新时期”以来的最低点，它对万事万物只有一种反应：抒情！
海子使中国现代诗倒退了十年以上，在我看来这仍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估价，直到目前，这种倒退之势也并未终止，看来，中国现代诗也只好以这种姿势背对21世纪了。
而那些身怀“使命”的人反而不急，他们正忙于从一群骡子中清点出“大师”：几头？还是几十头？当我看到一本叫作《后朦胧诗全集》的精装书被编成了四川省各县的“县志”，我便了解了这种“清点”的具体含义。
可以料定，在不远的将来那仍然庸俗可笑的文学史会这样写道：一个大师出现了，由于他在该年死去。不知是否有人敢站出来向后人道破真实：由于这个人的死，中国现代诗付出了几乎倾覆的代价，个性泯灭，生机全无，却与这一年的政治无关。
我期待着商潮的惊涛更激烈地拍岸，“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期待更多汪国真这样的狗屎以“白马王子”的面目问世，映衬那一丝不挂指梦为马的“王”！
张承志质问道：“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他肯定问了一句昏话。让可怜的中国老百姓快乐地形而下地生活吧！卡拉OK吧！我想质问诗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快乐？”可我深知，无论是我还是张的发问肯定是徒劳无用的，中国的诗人们已经失去了“愤怒”与“快乐”的本能，他们只会哭！一帮不打就哭的孩子！
离家的中国人究竟能走多远？台湾现代诗在60年代末的“回归传统”也与随后到来的商家无关，之后二十年诗的发展状况，连大陆三流的分子都会撇撇嘴以示不屑，而惊人相似的一点是：今天，他们也在忙于清点“大师”，小小的一座孤岛上据说已“清”出了十几头“大师”。对此，我只想借用他们爱使的一个语气词来感叹一下：“哇”！
对时间异常敏感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世纪末”的到来，而且国画泼墨般地将之描绘成一种苍茫的气象。我知道准备跨越世纪的中国诗人已经为2000年的钟声准备了一套极端流氓的说词：90年代没什么可谈就谈80年代；50年代没什么可谈就谈40年代，30年代和20年代也可以谈，50年代和60年代谈台湾。他们铆足了劲儿非得说出一个中国诗“辉煌壮丽的20世纪”！届时你就会明白什么叫作“咬牙切齿”！
而我只愿意道出这罪不可恕的一年。作为诗人我曾为此兴灾乐祸并保持沉默。今天，当我站在批评者的角度，便忍不住要把它说破，说这是“责任感”也可以。
这是自我阉割的一年。到此开始，中国现代诗经历了自己选择的十年来最黑暗的时期，公公们当朝的岁月，一代写诗者就此沦为海子亡灵的祭品——无数语言垃圾分行铺排在神州大地之上。
海子无罪，作为一个人的海子已经终止于这一年。我祝愿们在天上仍能享受人间凡俗形而下的快乐，与他“糊涂的四姐妹”早日欢聚，有很多钱，大鱼大肉，真正的富有。
有罪的是那些饱藏邪念与私欲之心，是中国人骨子里永远不变的骨髓！
这是终未说出的一年，我怕那几个神秘的阿拉伯数字令不明是非者想入非非，而恕了当事者的罪。
我说的是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