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的名字我并不陌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对她的报告文学作品有很深的印象。
长江这部结集作品《晚来香港一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开篇是“在香港‘咋’做记者”。开篇便以生动的细节，把我带进了文化比较的视界。内地和香港，同文同种，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发展背景的区别，文化上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难得的是，长江以其独有的记者的敏锐，捕捉到了这种差异。更难得的是，长江更以一个作家的深刻自省，体悟这种文化差异背后的东西。换言之，读这篇作品，我敬重她对记者职业的热爱和激情，更钦佩她在“热爱与激情”后面的冷峻。由此我想几乎可以武断地声称找到解读本书魅力独具的钥匙了――记者的敏锐使五光十色的香港扑面而来，趣味横生。作家的感悟又使凝重深沉的思绪绵延而去，意蕴绵长。
长江笔下的香港的确是趣味横生的。比如香港公共卫生间之洁净，备用手纸之理所当然，大概还没有哪位香港作家为之惊诧。然而到了长江笔下，真是作足了一篇启人心智的大文章。又比如吐痰入纸、垃圾入桶、杂物入屋，巴士排队、如厕排队、游泳排队，等等，直说到马路口为盲人过街提示的“当当”声、“天星”小轮上可掉转方向的座椅、人手一卡的“八达通”……对于香港人来说，都是见怪不怪的事情，长江却把它们述说得有滋有味。捧读这部作品，一边兴致盎然地听她讲“景儿”，一边反省自己也曾几度游历香港，咋就没有这般敏锐的触角，更没有这般“说演荣国府”的才情。我想，这应该得力于她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养成，也得力于“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文化震惊”，更仰赖其开放的宽容的文化学理念。对内地和香港，作家的深情都是由衷的，因此，书中没有必要做权衡利弊的政治考量，也没有必要做礼貌周全的左右逢源。书中毫不讳言内地某些方面的不足与落后，然而这中间不温不火，洋溢着对社会进程的理解和期待。对香港，也不尽然是一味讴歌，有时甚至还有几分调侃。比如作者写到香港人真能“整景儿”，调侃得令人忍俊不禁――港府的“城市绿洲”项目，“社会意义”如何如何、“经济意义”如何如何、“环境意义”如何如何，再加上富有诗意的《绿洲号外》，吊足了记者的胃口，临前一看，不过是夹在高楼大厦中间一小块一小块整治的草坪。对于来自广袤的内地的作者来说，她是不能不哑然失笑的，也不能不发出一句调侃：“唉，香港人真能整景儿！”然而，作家调侃过后的感慨却令人感动，她感悟到，“绿洲”之称实在是人烟稠密的香港民众对绿色的期待，侍弄这片“城市绿洲”的小区居民自愿组成的“绿壮士义工行列”也显得格外悲壮起来。作者说，“香港人真能整景儿”，这句话到了后来，我渐渐放弃了开始的轻视，另一样东西漫卷而上――敬仰。应该说，读到这里，我对这位作家也“敬仰”起来，我敬仰她调侃的直率，也敬仰她放弃那调侃的坦诚。她的直率和坦诚里有文化的惊异和理解，还有文化的谦虚与善意。这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属于长江，也属于开放时代的中国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一本探究香港生活、拓展我们视野的书，也是一本磨洗我们的心性，让我们好奇、开心、谦虚、向善的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