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其实，对精英们来说，最大的孤独倒不是被误解，被围剿，那至少说明他们还在大众的眼界之内，最彻骨的孤独应该是门前冷落鞍马稀。
精英的被误解，很大程度上是拜我们弱智的媒体传播所赐。不过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精英与大众双方，似乎都更愿意滔滔不绝地自言自语，而不是停下来倾听对方在想些什么，有时甚至彼此充满了不屑一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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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人啊，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马立诚搀和“中日关系”纯属偶然，其一，他是圈外人；其二，他一句日语不会。
2002年，《人民日报》高级评论员马立诚第一次去日本，呆了13天，有感而发，写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发在《战略和管理》杂志上，笔锋犀利，言语惊人。此文一出，即挨板砖无数。有同事开玩笑说，马先生没干什么好事就红了，没干什么坏事又黑了。之后，遇见“中日关系”专业人士，马先生必作揖道歉：对不起诸位，抢了大家的饭碗。
也是有意为之。之前数年，民族主义高涨，反对加入WTO，反对全球化，中国处处在说不。马立诚以为，不加以匡正和引导，是要出事的，而民族主义反映在中日关系上是最激烈的。马立诚厌恶“义和团还魂曲”，决心啃啃这块硬骨头。
他在文章里写道：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要有心理准备；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
后果可想而知。有人把《对日关系新思维》和汪精卫当年的文章做段落对比；有人发表“在马立诚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有人给他写信，内间没有信纸，而是把大块汉字全写在信封上：“我要杀了你”。
他又入选“中国九大现代汉奸排行榜”，位列榜首，当选理由是，“卖国贼马立诚号召人民相信日本军队，相信日本军队是爱好和平的”，“卖国贼马立诚的经典言论是，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同时入选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影星赵薇等人。
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是网络上板砖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而人民网的办公地点，就在马立诚家楼下。年轻编辑见到了马先生，便安慰起来，其实呢，骂你的来来回回就六七十号人。“马甲”换来换去，换出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势。马先生回家看看博客留言，揣度“贵阳王小三”是否是“浏阳李小四”，看久了，觉得是，于是挺直瘦弱肩膀。
2002、2003、2004年，是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西北大学焚烧日本国旗、“珠海买春”事件接二连三。单位一后辈劝马先生少出门，开玩笑说，一开门，即动物世界。
一次，和好友郑也夫吃饭，后者劝其把博客留言关了，说我要是你，看那些留言就什么事都干不了了。马立诚认为，还是留个沟通平台好。他是这样管理留言的：人格攻击的、骂人的、问候娘的，统统删掉；讲道理的反对意见统统留着。删帖时，常有网友即时加贴，说：“大汉奸，我叫你删！我叫你删！”这厢删，那厢贴，往复鏖战多回，不禁悲从中来。
一次看梅尔·吉布森主演的《受难者》，众人骂受难的耶稣，耶稣回应：人啊，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时候的马先生，难以免俗地想起了新观念、新思想的步履踉跄，难以免俗地热泪滂沱，在悲悯中释怀了。
马立诚没有骂过一个网友，他以为自己的论敌不是网友而是时间。文章刚发表时，骂声满地，公开场合少有支持意见，有的仅是私下里的道义支持。现在，马立诚的统计是，反对、支持、不说话的，各占三分之一。这已是莫大欣慰。有学者朋友说：“你说得太早了，晚5年刚刚合适，比如现在。”他自信地以为，反正都是未来之时，早说也无妨。马立诚用柏杨的一句话引以自勉：我毕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增加点理性。
李银河——每当我说有权利，就有人说我提倡
虽然，她“仅仅是稍稍说了一点常识出来，现代社会公认的常识”，但，无论情愿或不情愿，适合不适合呆在风口浪尖上，这位以提倡“性权利”出现在公共视线中的女社会学家，屡屡冒天下之大不韪，屡屡捅马蜂窝而语不惊人死不休，屡屡颠覆传统而让很多人义愤填膺，引爆了关于“聚众淫乱”、“淫秽品”、“换偶”、“多边恋”等是否合法或合理的巨大争议。
于是，在类似“中国十大‘欠揍’人物”的网络专题里，她——李银河——总是难逃其咎；于是，“淫乱大师”、“道德沦丧，哗众取宠，标榜自己”等批评铺天盖地地砸下，乃至这位更钟情于“一对一”的异性恋者，由于在实践上“无所作为”而被诟病为双重道德优越。
在一次对31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幸福指数的调查中，“性生活满意度最高的城市”出乎意料地花落北京。中国性学会官方网站总编辑分析原因时，颇为认真地提及“而且李银河老师也在北京嘛”。
她很喜欢一位网友讲给她的故事：当年弗洛伊德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弗洛伊德说爱因斯坦是幸运儿，因为在他的领域，不懂天文和物理的人绝对不会说三道四，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却是一点都不懂的人在说三道四。
“搞性这个领域，确实会有比较多的非议”，这么多年，几乎李银河的每一种言论都达到了“惊世骇俗”的效果，“碰这些话题就已经很敏感了，况且我这都是性革命之后的观点，倒不能说特别前卫，但都比较现代”。
这些“比较现代”且早在书里有所交代的观念，无非是“爱情应该既强烈又不排他”、“开淫乱Party之类的，只要是出于自愿就不违法”、“成人之间的性交易应该合法化”、“淫秽品实际上属于言论范畴的，在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它必须保护这种权利”……
1998年，李银河性学三部曲《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出版。“长期以来这方面的书没有，一旦有人说出来，人们都有点如鱼得水，兴高采烈的，还真没看到什么太反对的。”即便20年来变化如此巨大，无意于“发起性革命并成为精神领袖”的李银河女士，依然要感慨“保守的力量太强大了”。
“有一个春节，同性恋基金会搞茶话会，一个小女孩送给我一个小灯塔，巴掌那么大的小工艺品，灯一亮一亮的，因为他们好多人觉得我是灯塔，别灭了，我说那可保不齐。”
由于“小报对信息的处理方式相当让人头痛，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观点和命题，被处理成低俗、下流、似乎为大家所不堪的黄色信息”，深受其害的李银河，一度“没有说话的需求”，更是因为“网络上不负责任的语言暴力式的宣泄乱骂”，她比为“跟吃苍蝇感觉差不多”。为了不给这些“低级、下流，混蛋的话”以话语权，她博客里的评论和留言三关三开，直至永久性关掉。
在北美曾有两个印第安部落，多年习惯用武力解决狩猎权问题。有一天在谈判中，一个部落首领伸手去拿烟出来抽，这一动作差点让对方误判成是去抓取武器，一时剑拔弩张；结果这个部落首领拿出烟来，并递给敌人。
“和平之烟”化解了双方的误会，这成了印第安人之间的一个习俗：抽过烟后，即化敌为友。
乞望中国精英与民众之间能彼此理解，为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而携手。
我认为崛起的中国除了经济实力，还要展示胸怀来赢得尊重。我相信中国在不远的未来会超过日本。我的文章的大背景就是自信，但很多人读不出来，说我卖国。他们仍然在1840年的情绪中，这样的国民心态，与目前的实际国情不匹配。 ——马立诚
所有的性行为都是平等不分等级的，不能说异性恋是一等，同性恋是二等，虐恋是三等。作为一个公民，他（她）有支配自己身体的基本权利。我赞同什么，和我选择什么是两回事。我递交了同性婚姻提案，我就喜欢同性恋？难道我研究犯罪，我就喜欢犯罪吗？
——李银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