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星皇后码头的运动，一直以来都是立基于几支大柱：
1. 市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和参与权；
2. 城市规划民主化；
3. 香港历史建筑空间的保育；
4. 香港的历史、身分和解殖问题。
以上四条大支柱，远远早于天星皇后运动便是香港社会重大而有待讨论和处理的问题，而随着97年香港解除殖民地身分，回归中国，上述问题更是显得尖锐和无法回避。天星皇后作為一个经典案例，令人坐立不安的，是暴露出特区政府的「古迹——保育」观，原来还在春秋大梦之际，不知今夕何夕，不知殖民时期理应已离我们远去。
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现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智鹏，在〈走出皇后码头困局〉(《明报》，2007年8月15日)一文，便作了一个具教育意味的示范。他以历史专业的眼光，判断皇后码头未及水平被列为法定古迹，是因为「殖民地的历史内涵必须彰显於港督与香港社会的互动之中，并非港督所到之处都具备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段话，与古物古迹办事处5月22日呈交前古物事务监督何志平，关於皇后码头应否被列为法定古迹的文件遥相呼应。
该文件第9(d)段提到，「在考虑一座历史建筑物应否宣布為古蹟以便重构香港的殖民地施政历史时，我们采取了全盘的考虑方式，包括考虑有关的建筑物与殖民地施政的关系，以及对殖民地经济、宗教、教育、医疗发展等范畴的贡献。」
缅怀殖民地的史官
让我们来做一个脑筋的练习。
以「港督与香港社会的互动」，以及「重构香港的殖民地施政历史」，作為评定是否列为法定古迹的标准，是一种怎样的历史意识呢？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会以此作为入史的材料的准则呢？答案呼之欲出：殖民地的史官。
只有这种脑袋和眼睛，才会将整个香港150多年的被压迫的、抵抗的、自强的、庶民的殖民经验，都视作漆黑一片的背景，然后港督和殖民地施政就是舞台上大射灯唯一会照亮的主角。
殖民地的皇亲国戚、地方行政，对一个脱离殖民地后的地方当然重要。但这里「重要」的意思，是今天我们需要有一种别样的眼光，思考香港若要达到一个童叟无欺的解殖历史阶段，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舞台设定。换言之，这个解殖的舞台上，谁是前台谁是衬托。对这问题意识的探究，香港史学专业责无旁贷。回应刘的文章，「非港督所到之处都具备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句话相信不会有太大争议，但本土行动和其他支持原地保留皇后码头的人，不断重复的，正正就是，码头的重要性毋须皇亲国戚的上岸来确认。
以公共空间重构香港历史
大会堂、天星和皇后所构成的公共空间，从50年代开始，便是香港人发展自强自重的公民人格的重要历史现场。以手头资料所及，大会堂及两个码头组成的公共空间，由65年的「反加税反加租反加价」民众大会、到66年苏守忠反天星加价绝食、70年代初的保钓和中文运动浪潮起，加上作為外籍佣工假日在这个（纯）消费城市中罕有的避难港——一幕又一幕的场景，见证著香港人了解和实践自己在城市的公民权利。这段历史港英政府和皇家警察可以亦有理由轻视，但作為人民，作为脱离殖民地已10年光景的人民，特别是作為脱离殖民官治已10年的香港历史专业呢？
抗争历史对本地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无论是「经济、宗教、教育、医疗」方面，不可能是一条「是／否」、「有／无」的题目。不深耕钻研港英时代反殖经验的效果和影响，不更换一个解殖的框架来重编写香港历史，无以接驳今天未完成的解殖任务。香港的古物政策和架构不单需要改变，还需要慎重的处理和讨论香港现这个历史阶段需要何种历史保存的「观念」问题。
经典的俄国文学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句经典的对白：如神不存在，一切都被允许。有心理分析理论认為——弔诡地——这句话的反面，才是对的。并非「如神不存在，一切都不允许」这个反面，而是「如果神存在，一切才被允许」。举个例，原教旨主义分子之所以可做尽天下所有犯禁的事情，就是因为神的旨意。在香港，当大家还在做梦以為回归意味殖民的禁止／缺席，实情原来是，回归「顺利过渡」、「50年不变」等修辞，是香港殖民性格不变的金漆保证。
换言之，「回归后，殖民才被允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