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对于整个神圣的科学殿堂而言，诺奖或许仅仅是一枚标带记号的印章，权威却不能为此而否定一切。不管在过去，抑或是将来，我们都没理由去轻易湮没自己获此殊荣的权力。而在辉煌的科学演绎舞台上，团队协力将变得愈加耀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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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揭晓活动很快就要开始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世界对瑞典的关注都会因此而升温。在一年中坐了很长时间新闻冷板凳的瑞典，会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地被世界各地媒体提及。那或许是一年中最让瑞典人骄傲的时刻。
对于诺贝尔奖，中国人近年来也越来越看重，总有一种欲罢不能、欲爱又恨的情结。“中国距诺贝尔奖有多远”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在瑞典工作的那些年，笔者从瑞典人的讨论中，对这项巨奖存在的问题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也许，更清晰地了解这些问题会有助于我们对诺贝尔奖的认识。
从近年自然科学的几个奖项看，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变化，自2000年到今年，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三项奖有不少都是由三人分享。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这些奖项最多也只能由三人获得。瑞典的一些专家认为，这种迹象表明，诺贝尔奖的评选规则已经落后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方式。
现代科学研究的方式与诺贝尔时代已大不相同。它的特点之一就是集体研究、成果共享。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也越来越强。只有多学科的融合才可能会有突破，一项重大的发现往往是许多学科的科学家或者是几代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果把获奖者限定在三人，当然就会使不少应该得奖的人得不到奖。近年来，几乎每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在得知获奖消息后，都会对帮助或启发过他（她）的学者或助手深表感谢。即使是在更早以前，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
二战前，犹太女科学家梅特纳在德国凯撒·威廉化学研究所工作，她领导的一个小组在核能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由于纳粹的迫害，她不得不中断研究，离开德国，转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到瑞典之后，梅特纳仍设法与小组联系，指导小组的研究。可没想到，就在她离开德国半年后，她所在的小组取得了关键突破。她的后继者、小组负责人哈恩教授因此而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英雅教授与梅特纳女士是好友。她回忆说，梅特纳到瑞典后，为不能继续研究而感到十分痛苦，常常一个人独自落泪。特别是哈恩来领奖时，竟连梅特纳的名字提都不提。因为哈恩害怕人们知道，他曾同一个犹太妇女一起共同工作过30年。
中国科学家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也与这个规定有关。笔者曾听说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60年代初，有资格参加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的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波隆贝克教授在澳大利亚工作。
有一天，有个同事突然跑来对他说：“他们搞出来了！他们搞出来了！”一开始波不明白同事说了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是中国人搞出了人工合成蛋白，而他的那个同事自己也搞了好多年，没有成功。
波隆贝克教授认为，这在当时是个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说，中国人后来还搞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早在1970年代，就有人提名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瑞典方面也愿意把奖发给中国的科学家，但是中国方面提出的得奖者名单是一个小组，有14个人。而据评委的调查，真正主持研究的一个教授的排名反而在后面。
这是不符合诺贝尔奖最多只能发给三人的评选规定的。瑞典方面就此和中国方面有过交涉，但是中方不肯更改名单。一直到1980年代初，评委们还讨论过这个成果，都是因为这个问题被卡住了。诺贝尔奖就这样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
如果诺贝尔奖可以奖给某个研究机构或团体，也许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瑞典著名的物理学家巴拉尼不久前就发表评论说，他认为今后自然科学奖项也应该像和平奖一样，可以奖给一些研究团体。
这个讨论也给了像中国这样的高科技发展的后来者以提示：“集团作战”，在过去的艰难岁月里显示出了积极的作用，在现代科学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个传统并没有过时。中国要想在短期内赶上或超过世界级的科研水平，就必须重视团队作用，重视合作精神，即使我们无法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