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让多少英雄竞折腰。这是继德先生、赛先生之后最能打动中国知识阶层的旗帜之一吧。然而，在当前中国特殊的人文背景下，这个充满洋气、非常动人的词汇却走样了、变味了，变得官僚气、陈腐气、蛮横气。我发现时下最要紧的是“政治正确”，不傍上主席、总理、旗手总觉得腰板不硬，我也官僚一下。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可爱的人物，阿Q这样的草根很不识相地称之为“假洋鬼子”，后来发觉人家顶了个相当于翰林的银桃子，是响当当的“柿油党”。很好，就这样拿来用用。且看袁先生这篇宏文是如何“柿油”，并“主义”着。
其一，“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这是赵老太爷骂阿Q的，但是我想钱老太爷的“柿油党”公子也是同意的——毕竟都是太爷嘛。太爷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你们不可以，而喝过洋墨水的假洋鬼子总是要加上一句的——洋大人可以你们不可以，袁先生斥之为逆流的民族主义就在此列。
袁先生开篇就是一句“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斩钉截铁地给民族主义来一个定性。而后，迅速进入正文：“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且慢，袁先生好像忘记了近代民族主义是个舶来品，是原装进口货。袁文的主题不就是民族主义吗？这不要含糊过去才好啊。袁先生大概是不愿意自己贬斥的民族主义的洋出身，反正洋出身的都是柿子油党不愿意贬斥的，这也算是柿油与自由的区别吧。其实，血缘—地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出现的很早，是西方文化的基石之一。古希腊人把自己的民族视为最文明的、最先进的民族，即便在斯巴达人的眼中波斯人也是蛮族，尽管斯巴达基本上是半文盲的专制城邦。古罗马人也是如此，虽然他们的老婆还是强抢来的，但是不妨碍他们自称诸神的后裔。后来又从犹太文明中借用了“神的选民”，于是基督了、选民了。袁先生含糊一通后，民族主义“国产化”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血缘—地域基础也消失了。于是，不能“姓赵”了。
但是，洋大人还是可以“姓赵”的。袁先生所说的那个要求中国迅速融入的“国际社会”，民族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南斯拉夫在民族自决权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肢解了；为了加强新移民的民族认同感，英国的移民测试加强了文化与历史的分数；美国，美国就不用说了，新罗马自诩、神选的自负从“五月花”至今——还有跟风很紧的日本、印度了。袁先生是知道“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这很好。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股逆流要坚决抵制，而洋大人的民族主义却碰不得，那么中国大概不是迅速融入，而是迅速溶解了。况且，就算我们洗心革面、斩断民族这根纽带，恐怕洋大人也不会融入我们的——人家还是坚持要“姓赵”的。袁先生，请你先劝劝洋大人也不要“姓赵”，大家都不姓赵，那就融入了。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总不靠谱啊。
其二，“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Ｑ所谓哭丧棒——大蹋步走了过来。”
袁先生说：“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复杂之余，还说了半句好话“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华夏文化认同，通常会转换成为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我本来看到这里还长舒了一口气，以为袁先生不会片面到完全无视民族主义的正面作用。可是，“黄漆的棍子”立刻打过来了。袁先生认为“民族主义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壁垒”。袁先生对历史的感悟往往出人意表：“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国号四变，封闭、半封闭的心态未变，‘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我好像记得20世纪正是中国人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烽火岁月。而且，“国情特殊”的原创是黑格尔、韦伯。革命高调，那更是西方取回来的经。封闭吗？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是西方各色思潮的试验田。后半叶，则是另一种西方思想的根据地——请注意，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与其对立面是各领风骚、分庭抗礼的，而不是袁先生自说自画地解作“半边美人”。看来看去，我们在20世纪的纷乱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舶来的左右互搏。我们可以与最近很红的印度比较一下，哪家更有“铜墙铁壁”？印度至今还保留了非常传统的种姓制度、强大的原生宗教、迥异于西方的民族服饰，中国呢？我们哪里有什么“铜墙铁壁”，我们根本就是一触即溃，而且一溃再溃。对20世纪应作如是观：学西方没学好，学到走火入魔，成了一个“秃子”，但是黄棍子还是要朝自己人打的。
可惜，武功太逊，花拳绣腿，棍子偏软。袁先生说：“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多美妙的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好笑死了，荷尔德林复生会赞同海德格尔的解释吗？柏拉图、亚历士多德再世会认同今日的阐释？袁先生继续说：“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化的主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这也滑稽。这个主体文化是冒充不来的，否则是满蒙的萨满、藏族的密宗来主体？袁先生这样的说辞非常“权谋”，而且利用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权谋。其实，袁先生先到美国去试试，凭什么基督教文化就是他们的主体文化呢？印第安文化是不是应该作为美国的主体文化呢？主体文化是历史形成的客观结果，同时保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尊重、保护，这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这与大民族主义何干？
权谋以外，袁先生还有似是而非的障目法。他说：“代一些有心人冀图模仿西方先辈，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这是视域盲点带来的失误。” “盲点之一：没有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法治传统。…盲点之二：没有看到与800年前已经有《自由大宪章》（1215年）的英格兰不同，中国的皇权不受契约关系约束。…盲点之三：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式逻辑理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这是现代科学没有从本土文化中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不少噩梦发生的思想基础。…孟老夫子当年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两千多年来，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讲的现象，一直延绵不绝。”盲点一与盲点三非常武断，好像一切没有法治、没有形式逻辑的文化都是不值得复兴，或者按袁先生的说法都是要请到博物馆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就是法治加逻辑？这种前提出发到结论的说法有没有逻辑啊？看看袁先生自己的逻辑水平。袁先生不同意“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了！”的理由是“翻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其中语文课要求背诵一百多篇中国诗文”。所谓悍论，无过于此。
第二个盲点还要有趣。若当年签署温莎羊皮书的贵族们看到今天的普选制是要昏过去的——《大宪章》本来不过是贵族与王权的分割协议，若没有近代《大宪章》运动，那是没有任何现代性的。最后来段引述孟子，我不知道袁先生对子学的修养如何，我只知道若要以形式逻辑的要求来衡量文化遗产的价值，从《圣经》开始大概没有多少西方典籍可以留下了。还好，“西方先辈”不是袁先生，因此才能从传统中发掘出现代性，包括自由主义。若是当年他们一看《大宪章》就说：“这是封建残余”云云，那么要多走几许冤枉路呢？对“西方前辈”，袁先生是推崇的，但是对“中国后辈”要乱棍打回去的。这是自有主义吗？还是柿油的气味。
其三，“‘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不准革命”
“ 军事上，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这是袁先生数落民族主义的重要罪状。于是，朱成虎又倒霉了。“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是个人观点，但如此偏激，体现了某些军人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
“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这个问题向袁先生提出，袁先生做何回答呢？因为对世界现状的有知与尊重生命，而忍着？或者表示强烈谴责，然后鼓掌结束？这是没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了。若军人如此作答，那国防大学可以关张，导弹基地应该改成鸡蛋基地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很值得回味，“友邦惊咤”可不是小事啊。可是，怎么不问问友邦的舆论怎么会问出这样“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的问题呢？怎么对个人观点这样追究不止呢？貌似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但是，柿油主义就不管这套。同理，造航母也成了“惊咤”——人家明明分得很清楚，“十年以后”云云，但是先惊咤了再说。当然，袁先生还是有“依据”的——“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中日、大陆和台湾经济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后，不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也可能实现。任何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都会看到，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战，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的目标。”自由主义者永远是对世界充满隐忧，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正在反战。但是，袁先生这样的“柿油主义者”乐观得很。但是，谁告诉他经济融合加快必然消灭战争？克劳塞韦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可没说过战争称斤卖。那个“大势所趋”也是很可疑了。而东亚自由贸易协定更是云里雾里，人家日本搞大亚洲还没中国的份——大概是请中国脱亚入欧了。袁先生如先知般的“依据”实在太忽悠了——估计日本人是不相信的。在日美同盟的保护下，人家还是要“正常国家”化，还要造隐形飞机。袁先生对民族主义的反感、反对大体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民族主义“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这个正面作用在袁先生看来是无用的，因为不再有战争威胁了。居安思危也属于多余，可是“滚出去”只对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高喊，对洋大人就看不到这般。
再如说马立诚问题，这里袁先生的辩才无碍凸现。竭力批评喻权域，是不是能证明马立诚就是正确的呢？喻站在某种立场上，也许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错了。能不能反证马立诚就是正确的呢？讲究逻辑的人都可以看明白的。不过，还有个很保险的办法确保马说绝对无误——总理语录护航。这倒是省得讨论了。很好，政治正确总是有力的，但是自由主义者应该是这样的姿态与面目吗？袁先生还要说：“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好一个“庸众”……“柿子味”十足啊。“反对我所支持的”奉送“庸众”的帽子一顶。“庸众们”当然是要听大人先生的吆喝的，大人先生还要替洋大人着想。如此，则“庸众们”组合的群体大概也不能算是民族、正常国家了。于是，“友邦惊咤”的言论要痛打之，强军讨论要停止之，庸众要沉默之。总之，“不准革命”，只许人家来革我们的命。
“柿油主义”大体是这样一种东西。借用了自由主义的口号，但是决不躬行。宽容与理性、怀疑与审慎是没有的。对传统，他们是决计不尊重的，这一点上他们是不想学习“西方前辈”的。西方前辈在火刑柱的灰烬中寻找自己文化的价值定位，而“柿油党”是看不到文化的传承价值的——西方前辈是勤劳的耕耘者，他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的懒汉。袁先生除了法治、自由、民主宪政的大堆口号还做了什么？还倡导了什么建设性的意见？蒋庆的“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大概还要花上几分钟思考，袁先生呢？而且，“柿油主义”是反对自由的，对自己不赞成的先来个“朝野一致反对”，还要保证政治正确，为少数人说话变成了为自己人说话。多元文化变成了一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变成了一元价值观。“普世价值”在他们手中上可以杀古人，下可以毁来者。因此，柿油主义就是一根“黄漆棍”，虎虎生风地挥舞着。但是，除打人外，还是懒。比如说对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导向温和理性的正确轨道上善加利用，那是他们做不来的——美英都是很好的老师，但是这种费力的事情他们是不做的。他们就是一棍子打死罢了，或者将来还这样说“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Ｎｏ！——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毕竟在小县城里做事还是要勤恳做事的，但“北上”肯定是吹牛——美日才不要他们去打死民族主义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