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从大学生考试作弊说起。一个学生考试作弊，就好像一个学生持枪在校园里扫射一样，是一种“外部不经济”，是一种“对集体的不负责任”，是一种“损害公共利益”，这个没错。但是如果我们的思考仅仅停留在苏力的这种浅层次经济分析，不就等于毫无思考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对赵承熙的态度和杜克大学对34名考试作弊学生的态度，赵的犯罪恶性显然比考试作弊大得多，但是校方更多的是对包括赵的家属在内的家属道歉和安慰，是反思校方本身对学生的关心和心理教育上的缺失；而杜克大学则是把责任一味的推给学生，似乎学生作弊的行为本身不在学校教育责任的范围之内？似乎校方只要制定了一纸“考试规则”自己就免责了？似乎34名作弊的学生没有像赵承熙一样自杀，就不能博得观众们的同情，难道他们就不是杜克大学教育失败的受害者吗？
对此问题进一步深入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学生作弊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不能仅仅用法律的思维追究“直接因果关系”之下的“过错责任”，还应当看到学生的角色，学生的地位，他们与学校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他们要交纳学费，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他们是权力的相对人，他们等待着教育使他们更加成熟，他们利益分散，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是弱者；更进一步，我们还应当质问，为什么一个个活泼、纯真的孩子，到了你的大学里面，就要去着急上火应付考试？应付不来他们就要去作弊？他们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真正实力完成学业？他们为什么不能胸有成竹的毕业走向社会？一个大学首先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学生是一种悲哀，没教育好之后又用统一的标准强制约束学生更是悲哀，约束学生却不能得逞是悲哀中的悲哀，没有得逞之后还把责任全推给学生那简直就是无耻！作弊实则是失败教育与机械考试这两棵毒树嫁接而结出的恶果。当一个学校出现了学生作弊的案子，校长、院长、任课老师首先应该做的不是处罚甚至开除学生，而是应当自己引咎辞职！
由考试作弊自然而然引出了对大学的功能、大学的使命、大学的本质的思考。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王权与教权斗争的产物，如巴黎大学和波洛尼亚大学等，它们在权力的缝隙中形成了“自治”的传统，这是大学不同于家族、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的根本特征，它排斥权力、等级制和政策性的干预；同时，大学着眼科技、社会与学术的前沿和创新并形成了“自由”的传统，也就不同于普及公民常识的初级义务教育机构，它排斥对人的异化和标准化生产。因此，大学从一开始，一直到未来，都始终以个性、自然、平等、包容、对话、互信与合作的文明传承的姿态立足于社会。如果说熟悉人的身份关系是传统社会的特征，陌生人的契约关系是现代社会的特征，那么以自由人的商谈自治关系为特征的大学则是典型的发轫于前现代、游离于现代、定位于后现代的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大学不同于营利性的企业，也不同于职业技术培训班，苏力所做的判断“大学以陌生人的环境和只看标准的方式塑造着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格”是非常浅视和谬误的。
了解了大学的本质和使命，就自然会懂得为什么要上大学——走进一个自由的熔炉，让心灵和意志向四面八方伸展和蔓延，让人类数千年的智慧和美德在自己身上沉淀——就是为着这个，我们才来上大学；就是为着这个，我们依依不舍，魂牵梦萦，离不开大学；就是为着这个，我们即使走向了社会，却带着大学中的理想、崇高、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实现着大学的使命和价值！
至于苏力随意列举大学的任务：“循规蹈矩、遵守规范”，那是义务教育中公民教育的内容，实与大学的创新精神背道而驰；还有含糊的“塑造品格、培养素质”，则更多地来自学龄前教育或终生教育，家庭、企业和社会才是主要的承担者，也非大学所特有的职能；至于更为荒谬的“为人处事、人生阅历”，那是黑社会的小混混也能练就得圆熟的，何劳大学哉？由此可见，苏力自己虽为大学教授和院长，却对大学特有的使命和精神还混沌不清、找不着北。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中国大学里照本宣科的课堂教学；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中国大学里死记硬背的考试制度；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中国大学里的官僚管理体系；我们就会心寒，我们就应当扪心自问——堂堂的北大，为什么会出学术腐败？为什么会出刘燕文案？为什么会出甘朱事件？为什么会有本科生评估造假？！北大，始终不是哈佛，更不是雅典学园。苏力也远不是苏格拉底，他自诩“小资”、耻笑“愤青”，但自己却既没有“小资”的“有知”，也没有“愤青”的“敢争”，真让人“哀其无知，怒其不争”，北大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他不自我批判和反省，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道貌岸然的教训新来的无知青少年，培养下一批愚忠的“粉丝”，扼杀又一批活跃的心灵，再一次侮辱“大学”这个神圣的名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