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初步见识所谓“大历史观”，对那本书也蛮有兴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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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赏析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其代表作，在学术界和文化界都颇有影响。这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著作，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学术论文，作者以明万历十五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作者以其“大历史观”闻名于世，在本书中他首次提出了“大历史”的概念。他认为“大历史”（macro-history）与“小历史”（micro-history）的不同，在于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来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这也体现了作者重综合而不重分析的治学方法。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作者以为书中所述，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如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名士李贽，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皇帝贵为九五之尊，但却只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万历从小在中枢官僚们的督导下长大，甚至可以说是按照他们的意志培养的。廷臣对他的期望也只是一个性情平淡的君主以作为天命的代表，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却受制于廷臣。万历聪明而早熟，即位初年对于繁琐的各种礼仪都能照章办理，毫不懈怠，也曾有过励精图治的决心。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限制在既定的模式内，而他的臣僚们又多在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立储一事的纠纷终于让他与群臣的关系彻底破裂。他于是厌倦了那些繁文缛节，对“为尧舜之君”的理想也丧失兴趣，此后三十年间都深居宫中，不理朝政。官僚们习惯把皇帝看成一种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身为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和申时行，对这个庞大帝国的制度和人性阴阳十分明晰。他们或改革，或守成，在各自政治生涯中努力促进文官间的互相信任与和谐。但殊途同归，他们亦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因为他们无法突破根深蒂固的道德理念，能做的只是调和阴阳，保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又因为当日制度气数已尽，而无法力挽狂澜。
海瑞这个以极度严正的道德规范而著称的模范官僚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且执法不阿，但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仍以至善或极恶判定人们的行为。海瑞是一个极具争议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德行为当世所尊重，但又没有人以他为榜样行事，只是以另类视之。他在南直隶府任上力图采取措施限制富户过多占有土地以缩小贫富差距，此举触犯权贵利益，且部分措施有欠妥当，他也因此遭弹劾而去职赋闲15年之久。海瑞一生的经历再一次说明：个人道德之长决不能补组织和技术之短。
一代名将戚继光身前功名显赫，抗倭寇、治新军、固边防，但随着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张居正的辞世和失势，这位名将即遭人弹劾，从权力巅峰堕入妻离子散的凄凉境地，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他的不幸只是本朝武将命运的一个缩影，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其症结在于本朝文官和武将的关系以及帝国重文轻武的风气。而随着将星西陨，古老的帝国也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最后良机。
李贽，一个以异端自居的哲学家，一个一心要冲破旧制度枷锁却未能找到新路而撞得头破血流的叛逆者。他攻击传统的儒教和历史观，但他依然是儒家的信徒，并没有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哲学体系；他在经济上一直依靠朋友中地主绅士们的周济，又在许多方面批判他的这些朋友。李贽的矛盾和苦闷源于他所处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文艺复兴的信念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于是人们内心矛盾剧烈交战而无法自解。他篇幅浩瀚的著作的贡献在于使我们有机会充分了解当时思想界的苦闷及其深度。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笔调却有卡夫卡的超现实魔幻性格。作为久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作者几十年来杂治社会科学，学贯中西，不受意识形态之限，也超越党派分别和国际界限，再加上作者本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情怀，在西方现代化洪流的冲击之下形成了开阔的历史视角和新颖的学术观点：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
作者再三强调，本书并非借古讽今之作。而千古一辙，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面临明代首辅申时行遭遇的尴尬：人们宣之于口的公认理想为“阳”，秘之于室的私欲则是“阴”，调和阴阳谈何容易？作者于是说：“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与法律，但道德不可全部丢掉，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门造车，不顾外间形势的单独决定。”这也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大历史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