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年。上海街头。家用电器商店门口集聚着成群的市民，一些胡同口也同样集聚着人群。人们的目光集中在老式的黑白电视机的屏幕上。“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声，使聚精会神的观众们骤然一惊，接下来他们又舒了一口气，电视屏幕上打出“三枪牌”内衣的广告，这是这一集电视剧中间的短暂的间歇，观众可以稍息一下紧张的神经，议论议论刚才的剧情，直到广告结束，电视剧继续播放……
这部吸引了成千上万观众电视剧叫做《上海滩》，是当时在中国大陆播放的为数不多的香港电视剧之一。电视剧风靡了整个大陆。一时间，那首著名的片头曲的旋律响彻华夏大地。周润发所扮演的主人公许文强的装束——长长的风衣和长长的白色围巾——也迅速为众多的年轻人所模仿，成为那个时期的“时装”。
一个为了生存而只身闯荡大都市的“外省年轻”，通过艰难的个人奋斗，征服了这座城市。这样的故事看上去如同巴尔札克笔下的巴黎故事，但它更像是《教父》之类的好莱坞黑帮片。它充斥着娱乐影视剧所具有的基本要素：黑帮，非法交易，凶杀，武打，言情……等等。人物关系也是依照通俗故事的惯例：英雄美女，才子佳人，恩怨情仇……等等。除了大众通俗文艺中惯常的正义与邪恶较量的主题内容之外，这个故事它还有另外的内容：反帝爱国。这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特需的精神佐料。毫无疑问，《上海滩》是市民社会通俗文艺诸因素与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集体精神焦虑的奇特混合物，而这一切差不多也可视作第三世界大众文化工业制作的最基本的工艺流程。
但是，这部电视剧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所昭示出来的意义却远不只在于此。“三枪”广告的枪击声，隐喻式地起到了某种“震惊”效果。但这个“震惊”不仅仅是本雅明所称的“现代性”的美学经验，它更重要的是关于城市的现代性记忆的唤醒。片子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地方：先施公司、百乐门大酒店、霞飞路……对于上海人来说，这些名字既熟悉又陌生，它仿佛是遥远的过去或者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但它又是他们每天都会走过的地方。有理由相信，大部分的上海观众更感兴趣的是电视剧中所展现的他们旧日的故乡——旧上海。
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新政权在上海记忆的修改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红色叙事”以强烈的阶级热情重新改写了关于上海的故事。在革命化的叙事文本中，旧上海（她在更多的时候被称作“上海滩”）使人们联想到“冒险家的乐园”，联想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联想到卖报的流浪儿，搬运码头令人胆寒的“过山跳”，“拿摩温”的皮鞭，人间地狱的育婴堂，还有租界、黑帮、夜总会、酒吧、霓虹灯……这些不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也出现在影像艺术中，革命京剧样板戏《海港》将这种经过革命意识所改造过的“地狱化”的旧上海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叙事的矫正和扭曲，使得人们关于上海的记忆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和缺失，上海不得不借助其“香港镜像”来恢复昔日的光荣与梦想，恢复对都市文化之现代性的想像。一个拙劣的冒牌“上海滩”故事，却承担了上海城市“记忆体”的功能。这对于无论是上海还是香港，都是十分必要的。对于香港来说，它是文化寻根；对于上海来说，它则是记忆甦醒。
对于已经习惯了革命文艺的大陆观众来说，《上海滩》这个“黑色故事”则提供了一种新奇的经验。许文强的传奇演绎了一个与1949年以后的革命文艺反向逻辑的故事。革命文艺中经常表现的是资产阶级青年如何摆脱旧的阶级意识，旧的生活方式，而获得革命意识，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一员。而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许文强的成长道路正好相反。他曾经是一位进步青年，但他很快融进了旧上海的社会生活，依照上海滩上的生活原则生活，甚至成为支配上海滩的生活秩序的人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陆的意识形态正在悄悄地向香港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转移和认同，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向现代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从前依照革命的意识形态对旧上海的描述，现在正在被一种不怎么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所改写。
从这些旧上海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旧上海的发迹史，也是它的衰败史。它的出现，必将在上海人的内心深处激起波澜。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旧日时光的重现。电视剧为他们回忆自己的年轻时代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和替代性的途径，减缓了这种回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罪恶感。也许他们中的某个人就是当年的许文强，失败了的或成功的许文强。对于年轻一代人来说，它使他们看到了其祖辈生活的某个方面：惊险和荣耀。唤醒了上海人的那些沉睡已久的记忆。他们看到了上海的另一种生活：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曾经拥有过的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