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
——在国际笔会举行的“文学之夜”上的演讲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
时间：2007年2月3日晚。
这是一个文学之夜，我非常羡慕余光中先生、杨炼先生、婕妮佛·王小姐在这里朗诵自己的诗作，日本的茅野裕城子女士朗诵她的小说片段，过一会儿韩国著名诗人高银先生也要朗诵自己的诗作，展示他们的文学魅力。
我不是诗人和小说家，我是写剧本的。剧本要演出才能展示。现在我只能展示剧名。香港著名的香港话剧团、中英剧团以及一些业余剧团演过我五个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幸遇先生蔡》、《约会》。我由衷地感谢香港戏剧界朋友和观众对我的厚爱，给我这么多机会展示我的剧本。此外，15年前，香港嘉禾影业公司投资拍摄我的电影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都已经开始前期工作了，但给有关方面知道了，就立即请嘉禾老板饮茶聊天，劝其撤资，釜底抽薪，终于使得该片胎死腹中，这充分展示了他们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已经非常强大了的执政能力。他们展示的是权力。权力剥夺我的机会，香港同行和观众却给我机会。以后如果还有机会，我仍然希望能在香港展示我的戏，敬请诸位赏光，谢谢，谢谢！而今天在这里我只能做我并不愿意但也不得不做的演讲，展示的只是嘴皮子。
我并不喜欢演讲，因为我担心这类演讲讲多了，会让人感觉我成了文艺评论家或者政治批评家。这不是我希望的。我喜欢舞台，我不习惯演讲台。我今天没讲稿，也不习惯写讲稿。刚才有记者向我要讲稿，我说没有，我只有腹稿，在肚子里。她说，那以后要发表怎么办？我说好办，我回到上海剖腹产（笑声）。
讲什么呢？讲讲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
有没有搞错！跑到香港来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台下已经有人对我皱眉头了（笑声）！是的，一个美国作家绝不可能做我这样的演讲，不可能学习总统布什同志的讲话；一个英国作家也不可能学习首相布莱尔同志的指示，也不可能做我这样的演讲。他们只习惯于嘲讽或者抨击他们政府领导人，否则一定会被看作拍马，视为献媚，被人认为是御用文人。
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还是后集权国家，或者说得好听一点，还是前民主国家。西方国家一切按法律行事，管你是总统还是首相！中国不行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快六十年了，快一个甲子了，至今还没新闻法，还没有出版法，无法可依呀，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法，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令。以前不是常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吗？过年还把这两句话作为春联贴在大门上。不听行吗？不学行吗？
以前我当然也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只要比我高的领导，我都听都跟；级别越高，我越听越跟；唯恐听得不够，跟得不紧，诚惶之至，诚恐之至。年轻的时候谈女朋友，凡是个子比我高一点的，我都不敢交往，我有“恐高症”（笑声）！现在不一样了，脑袋在自己的脖子上了，不盲从了。对越是高的领导，我反而越不盲从。不论你多高的领导，你说的对，我就听；说的不对，就不听。比如在上一次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也有一个非常高的领导发表讲话，我就不听。为什么？首先他的讲话一定是秘书起草的，绝对的教条，绝对的乏味；不是真诚平等的谈心，而是居高临下的指示。他让秘书起草的那些话我也会说，说的可能比他还精彩（笑声），我听他干吗？奇怪的是，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听了这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讲话，竟然还纷纷发表心得体会，说什么学习了这位领导人的讲话，胸中流过一股暖流（笑声）。是吗？我也摸了我的胸呀，怎么没暖流呀（笑声）？我的胸部很健康呀，怎么没感觉呀（笑声）？还有的作家说这位领导人的讲话是里程碑。我就更奇怪了，为什么领导人讲话都是里程碑呢？都是里程碑，那不成了西安的碑林了吗（笑声）？其实呀，里程碑是很少很少的，最多最多的是墓碑（笑声、掌声）！
在去年11月举行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温总理也讲话了。我也没去听，不是不愿意听，而是我不是会议代表，没被上海作协选上，去了说不定给抓起来。不是开玩笑呀，上次“作代会”进入会场就有好几道安检，会场比机场还严格，赛过军事要地（笑声）。这次“作代会”，我想即使我当上代表，我也不去北京无聊了，恕不奉陪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不，酸倒不酸，就是自大多了一点（笑声）。但现在我有点后悔，早知温总理在会上有这样精彩的讲话，我就放乖一点，给作协写封信，保证自己不再像上次“作代会”那样放肆了，保证在会上不胡言乱语了，保证在会上绝对不说真话只说假话了（笑声）。以此保证来争取当个代表（笑声），不当正式代
表，列席的也行，去亲耳听听温总理的精彩讲话。温总理的这个讲话发表之后，好多朋友都说好。我认真读了，看了两遍，果然难得。好在哪里？好在不是官样文章，没有一点党八股。好在有真情实感，发自内心。好在它和以前在这种场合的讲话完全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一、以往凡是二、三、四把手讲话，一定要引用一把手的重要指示、经典语录，发表在报刊时，还要用黑体字突出出来。这是官场规矩，不可僭越。这次温总理的讲话，居然没引用当今一把手的任何指示和语录，只引用了早已过世却尚未过时的外国革命导师的语录。但他只用了马恩的，没用列斯的。这有很大区别和用意，我不细说。而且他引用的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是所有教条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最忌讳用的，但温总理引用了，他当然赞同这句话。引用革命导师的话，引用什么话，不引用什么话，大有学问，尤其是在中国，这也不细说了。总之，温总理的讲话，他所说的和所引用的都是自己要说的话。对比以前领导人在这类场合的很多讲话，有哪几句是出自自己真心的呢？有哪几句是自己的话呢？他们的讲稿，甲领导讲了，一字不改，乙领导也可以用；福建的领导今年讲了，辽宁的领导明年、后年、大后年也可以用（笑声）。千人一面，万口同声，毫无个性，绝无新意。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政治教条。教条能有什么个性？教条能有什么新意？康师傅的方便面条也要比政治教条有些创意，每年还有些新产品哩（笑声）。
二、温总理在这篇讲话中，也有引用，甚至大量引用，但引用的是古今中外文化经典中的名人名诗名言名句。有《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史记》中的名句，有屈原、苏东坡、郑板桥、林则徐、黄遵宪、艾青的诗句，有左宗棠的对联，有张载的座右铭，有赵丹的遗言，有康德的墓志铭，有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在大约一万字左右的这篇讲话中，居然引经据典如此之多。是不是卖弄？是不是炫示？暂且不说，但他的积学之厚，腹笥之富，不得不使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生、戏剧学院研究生惊叹！我一直认为，一个政治家，有点人文素养，有点文艺底蕴，是个好事；接受过古今中外文化经典熏染的政治家，多少会有点人道主义，会有点悲悯情怀，懂得真假、善恶、美丑，就不会那么卑劣，不会那么残酷。这也是我能够接受温总理讲话的缘故。
三、温总理在讲话中，提到17位当代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的名字。重要的不在于提到了那些被主流肯定的人，更重要在于提到了那些敏感的、有异议的、如今已经很少被提起的人。比如，他提到了赵丹，这可是被某个左王诬蔑为“临死还放了个屁”的人。虽然温总理在引用赵丹临终遗言时，没有引用他那几句著名的“屁话”，但只要温总理提到他，总会让人想起那几句“屁话”，引起间接联想。温总理还提到吴祖光先生，这又是一个麻烦人物，胡乔木当年曾亲自上门劝他退党。虽然温总理提到他时一笔带过，更多的是提到和他共患难的妻子新凤霞，他说：“她是人民的艺术家，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难道不是同时在评价吴祖光吗？我有幸和吴祖光先生共同出访过三次，每天在一起，他真的是一个活得极为真实的人，让我崇敬。温总理还提到巴金。以往提到巴金的书，总是说他的《家》，然后说这部小说如何让读者走出封建家庭参加革命。而温总理这次提到的是巴金的《随想录》，须知这是一本有争议的书，出版之后即遭到批判，当时只能在香港出版。温总理说：“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本联，有张载的座右铭，有赵丹的遗言，有康德的墓志铭，有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在大约一万字左右的这篇讲话中，居然引经据典如此之多。是不是卖弄？是不是炫示？暂且不说，但他的积学之厚，腹笥之富，不得不使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生、戏剧学院研究生惊叹！我一直认为，一个政治家，有点人文素养，有点文艺底蕴，是个好事；接受过古今中外文化经典熏染的政治家，多少会有点人道主义，会有点悲悯情怀，懂得真假、善恶、美丑，就不会那么卑劣，不会那么残酷。这也是我能够接受温总理讲话的缘故。
四、温总理在这篇讲话中讲到文艺的功能：“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就要追求真善美。说到真，他说：“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还说：“在文艺界要提倡说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他重提“双百”方针，重申要发扬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这些当然不是什么新的提法，不是什么新的政策。但他的新意不在于他说了什么，重要的在于他没说什么。他没说延安的那个讲话，没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没说“团结自己，打击敌人”，没说“首先是党员，然后是作家”，没说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甚至没说“主旋律”。温总理能如此说，能如此不说，当然主要是时代的进步使然，和历史背景的转换有关，但和政治家本人的思想开明、见识通达不无关系，否则同在一个时代，为什么有些政治家就没有这样说和这样不说呢？甚至主管文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也没如此说和如此不说呢？
我想这也是温总理讲话反响强烈深获好评的原因。所以人们都期待着，在文学已下流、艺术已下贱的今天，温总理的讲话会带来新的生机。可万万没想到今年1月竟然发生了“禁书风波”，作者抗议，网民声援，国内新闻一律噤声，国外媒体纷纷报道，或震惊，或疑惑，但无不认为出版署?
我这次来香港的前后几天，已经被《纽约时报》、《南华早报》、《明报》、《新报》、《东方日报》、香港特区政府的广播电视部、以及《亚洲之声》等多家媒体或请吃饭聊天，或正式访谈；回上海之后，英国的BBC也等着要采访我。其中记者提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温总理的讲话是不是“阳谋”，是“钓鱼”，先是好话说尽，然后一网打尽？否则他的讲话犹言在耳，墨迹未干，而他所领导的国务院下属单位出版署就开始禁书，这如何解释？记者对我说，国外普遍的议论是怀疑温总理讲话的真诚，怀疑他的动机。我以为温总理的讲话不是“阳谋”，不是“钓鱼”，他是真诚的。根据何在？
我的根据很感性，很直观，也许很幼稚，也许很好笑。
我的根据就是：温总理会哭（笑声）！
温总理大概是全世界最会哭的总理（笑声）。
2003年4月25日在“非典”猖獗期间，在这极为艰难的时候，温总理会晤法国总理拉法兰。在欢迎仪式上，他看到冉冉升起的国旗，心中想到遭受病痛的人民，他默念着“愈挫愈勇，愈挫愈奋。”他双眼湿润了……
2004年底，铜川陈家山大矿难，166人遇难。2005年新年，温总理前去慰问，1月3号探访遇难者牛铁奇的家属，他握着牛的妻子和母亲的手，搂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流泪不止。这张照片传遍世界，温总理真诚的泪水感动了很多人……
温总理为什么爱哭？还是用他引用过的艾青的诗句来回答吧：“为何我常噙满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我信任能哭的人。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相信眼泪，但我相信。我相信能够真诚流泪的人。我认为，能够大哭大笑的人，能够毫不掩饰自己真情实感的人，一般来说不太会欺骗，不太会虚伪，他们仁慈善良，有菩萨心肠。顺便说一句，如今一些当官的人，已经冷酷得不会哭
了，甚至麻木得也不会笑了。当个科长还会笑，当了处长就开始板着面孔了（笑声），级别越高就越不笑了（笑声）。连笑都不笑、哭也不哭，你知道这些当领导的心里在想什么（笑声）？你能信任他们吗？所以我相信会哭的、有人性的温总理的讲话，他不是欺骗，是真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禁书之事呢？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形态正在转型，在这曲折的过程中，正声之外难免出现杂音。这是好事，好就好在有不同的声音，怕就怕在舆论一律，万马齐喑。如今不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吗？要民主就应该先从党内开始，先实施党内民主。党内民主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党内允许不同声音。毛泽东曾经引用过陈独秀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有派，党内有不同的声音，应该是正常的、不奇怪的事情，否则就是一人作主，一人独裁，铁板一块，带来灾害。所以我们要善于聆听和分辨哪些声音是进步的健康的声音，并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能不分青红，不分皂白，一律反对。证实温总理讲话的真实无欺的另外一个根据是，“禁书风波”已有变化，我来香港之前就已听说，出版署的某人在新加坡的报纸上说他们没有禁书，而且还说从没禁过书。这当然是睁眼说瞎话！禁书不是今年才有，年年都有，哪年不禁？你出版署就是干这个事的嘛！否则发你们工资，让你们当官干什么？就我知道，上海多家出版社都遭到过禁书。所以出版署应该改名，改为“不出版署”（笑声）。现在出版署抵赖了，还连忙指示北京两家大书店，连夜将被禁的《伶人往事》陈列在书店主要展台上，大门外还拉出横幅，上书：“《伶人往事》在热销中（笑声）。”真是太夸张了，太明显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他们企图以《伶人往事》的“热销”来“令人忘事”，忘掉禁书的事（笑声）！但是对这样的抵赖我们也欢迎，抵赖至少表明他们认为禁书是不得人心的，这比顽固到底，坚决禁书要好。
出版署的态度怎么会起如此变化呢？难道不是党内的另外一种声音在起作用？这声音中难道不包括温总理的声音？我相信这次“禁书风波”的事态还有可能往积极的一面发展。虽然这类事情的真正解决还得靠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不是靠“好皇帝”，不是靠“救世主”，但个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还是有特殊作用的。
我承认我书生气十足，容易上当受骗。这次会不会又上当受骗呢？我想用我过去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做为我这次演讲的最后一段：
即便我受骗一千次、一万次，
我也坚信：
总有一朵花是香的，
总有一片情是真的，
总有一滴血是热的，
总有一颗心是金的（掌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