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俄罗斯的文学家是亲近欧洲的，俄罗斯属于欧洲范畴，但又不同于欧洲的天主教文化，近了看，或再近些，近了看，或再近些，靠近陀思妥耶夫斯基…… |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忧郁而深邃，和他的文字一样，凝聚着特殊的力量。 1887年，尼采首次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一本法文版的《地下室手记》，读后有感而发：“（他） 是唯一可教于我的心理学家”。
1930年，英国文学家劳伦斯在《大审判官》英文版序言里告白，前两次阅读他虽被强烈吸引但不解其意，再读而顿悟，心灵震撼：原来耶稣吻大审判官，阿廖沙吻伊凡，他们相互获得的, 加起来就是人类最大的秘密 (Lawrence, 90-97)。普鲁斯特、纪德、斯蒂文森，各国的文学家、评论家、文学课堂里的学子，一次接次地验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力量。他的伟大存在，业已渗入现代文学经典作品里：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卡夫卡的《审判》、纪德的《不道德的人》、福克纳的《喧啸与愤怒》、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等等，不一而足。
广袤寒冷的冰雪大地、古朴厚重的东正教传统，孕育了俄罗斯的文化性格。人类都有的短处，猜想俄罗斯人一定也有，不过，他们的长处，是人性敦厚，看重对他人的承诺，相信善恶的交互转换。内心的火热，表现在不惧寒冷。
俄罗斯属于欧洲范畴，但又不同于欧洲的天主教文化，19世纪时贫穷落后，负载沉重。欧洲现代化的欧洲，想一想很近，想一想又很远。远或近，是心理距离。俄罗斯的文学家是亲近欧洲的。他们秉承自己民族的性格来感应隔壁欧洲的启蒙，应答现代的文化，不无热情，不失自信。无论是什么原因，奇迹出现了：在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俄罗斯就产生了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可夫等一批最优秀的文学家，锻造了陀氏所说的“新语言”。
观其贫穷落后，道路之坎坷，命运待俄罗斯是如此严酷；论其文学优秀，伟人之辈出，命运对俄罗斯又何其眷顾。
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俄罗斯精神和欧洲精神相互竞争，相互融合，可成就世界性的俄罗斯精神。他在《普希金》一文里说：“欧洲各国人民并不知道我们是多么重视他们啊 ……将来的俄罗斯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都会明白，要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那就意味着要彻底地调和与欧洲的矛盾。”如果欧洲现代化指的只是经济方面的成就，刀剑或是科学的成就，那不算真的进步；俄罗斯精神若真的可裨益于世界，其贡献应该是“人类的博爱，是俄罗斯那颗向着全世界和全人类兄弟般的团结的心” (刘季星/李鸿简译，229页) 。写完这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搁下笔，看到窗沿上的那只灰鸽子飞走了，远处教堂的钟声悠扬回荡。
陀氏对俄罗斯新的精神有十足的自信。他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认为“当前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之匹敌”，因为托尔斯泰这部倡导俄罗斯“新语言” 的小说，在探究人类认罪和犯罪的问题时，进入“科学所无法探测” 的人类精神(即人性)法则，比起欧洲那盲目和强制立法的科学手段，这要优越得多(见刘/李译，《〈安娜·卡列尼娜〉，具有特别意义的事实》)。
到了20世纪，欧美世界接受了这种俄罗斯精神，并视如己出。陀氏被尊为西方现代文学的先驱，从心理分析和存在哲学入手的评论纷至沓来。不过，仅仅用心理分析和存在哲学解释陀氏的现代性，值得商榷。现代心理分析未必能把陀氏对人性的理解讲透，陀氏也并非存在哲学的代言人。存在主义势微之后，陀氏的作品仍然生生不息，新意层出不穷。
近几十年来的评论中，俄国理论家巴赫金(见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的对话性主体说尤为突出，让我们意识到陀氏彰现了前人未能昭示的人性篇章和思维领地。在主体等问题上，巴赫金的理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后现代、后结构理论发生了联系。 陀氏同后现代的关联，不仅仅是因为巴赫金的理论。 揭示启蒙运动形成的现代体系的局限性，今天是后现代理论之一维。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做了“后现代” 的思辩 (如《地下室手记》) ，是后现代式启蒙名符其实的先驱。
19世纪以来，指责陀氏是心理阴暗作家的声音不绝于耳。这种看法源于盲目接受启蒙体系的光明进步之说的思潮学说。借用尼采的反讽(流浪者和影子的对话，参见 Human, All Too Human)，可以这样反诘：看到影子就是心理阴暗？阳光下没有影子？思想难道不是在阴影里产生的？影子里萌生的思想难道就不热爱光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指出，“光明”之说的盲目在历史上一再地制造黑暗。这正是他反讽的智慧，而反讽的背后燃烧着他对人类炽烈的爱。纳博科夫曾经说陀氏的文字不够精美，这是来自另一方的负面意见。长于雕琢文字的纳博科夫确实懂得美学，但他自己的美学不能成为否定陀氏美学的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刻画了人类灵魂的所有层次”( 陀氏语)，昭示人性的方方面面，让对话的主体在冲突之中激荡情感和思想，呼应往返，成为音乐式的复调。这样，陀氏制作的不是钻戒，而是成就了气势恢宏的金字塔。
钻戒有粗糙的表面，肯定是瑕疵，但金字塔的表面斑驳粗糙却正是金字塔的本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所以摄人心魄，在于他直视人性的复杂，有勇气担当起人性最大的可能性。他的小说人物，例如，承受巨大道德问题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生命观相异却彼此相容相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都在明示或暗指：要担当人性最大的可能，必须有对人类的爱。博爱，超越有神无神之争的宗教感，傲据陀斯妥耶夫斯基金字塔的塔尖。
远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规模和气势，看见的是金字塔。近了看，或再近些，进入他的作品体验，我有一个中国式的个人比喻，顺手写在下边。 第一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我还是少年，已经在北方的农村学着自己生存，和我的同代人一样，宿命地经历人生的曲折。那时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触碰当时所谓的“阴暗心理”，又惧怕又兴奋，为书中人物的矛盾和挣扎深深吸引和震撼，虽然不全懂陀氏的人生验证，却也莫名地生出些勇气。回想当年，形上的理解少，只得了些朦胧的智识。
在北方农村生活，出太阳要晒棉被是冬季御寒的常识。寒冷的冬夜里，盖上晒过的棉被，闻着太阳渗进棉花里的气味，体验的是最自然的温暖。我曾经躺在晒过的棉被里，一面静听窗外寒风呼啸，一面回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的情景，不知道为什么，竟向往起俄罗斯的冰天雪地来。
得知俄国人盖毛毯而不盖棉被已是许多年之后。这时，我却悟出中国棉被的真正寓意：棉被没有温度，它的所谓暖，是贴近人的肌肤，恢复人的体温——棉被使人感受到的其实是自己的体温。冬夜虽然冷，晒过的棉被可以让你记起阳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描写生存的寒冷却保持人的生命体温，用厚棉被来比喻再合适不过。
依此类推，果戈理、普西金、托尔斯泰等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家，都有棉被的品格。(写过短篇小说《外套》的果戈理，他的比喻是俄国式外套，这其实也应证了棉被的寓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很有趣：“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里面钻出来的。”这种俄国经验，无碍于中国棉被的联想。)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漫长曲折，很自然就亲近有棉被或外套品格的俄国19世纪文学。 以19世纪的俄国和20世纪的中国相比照 (而不是20世纪中俄的对比)，可发现两个民族的精神史有个根本性的相似之处，即：不发达状况下的现代化，都包括了对发达的欧洲现代化的想象，由此想象而萌发的意识之丰富，几乎是一门特殊的精神现象学。
19世纪，欧洲各国迅速现代化的时候，俄国只有局部、初步的经济现代化，但现代的冲动 (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现代化) 却一直强烈旺盛。1812年，拿破仑在莫斯科战败之后，大批的俄国人 (包括许多贵族和军官) 到了欧洲，直观之下，巴黎、伦敦、柏林简直是另一样的世界。欧洲的现代奇观鼓舞了俄罗斯反专制反农奴制和追求民主的社会变革。在现代化并未真正扎根的俄国，对欧洲的想象成了俄式现代化的组成部份。
但是，欧洲启蒙产生的体系性现代观，是推动变革的力量，也有它对人性和历史的盲点。波德莱尔在豪斯曼时代的巴黎，能比较直接地观察到体系性现代观的问题，不过，对许多俄国人来说，这种现代体系带来更多的是幻想。
幻想和现实的交融或交战，呈现为俄罗斯文化意识中的特殊“现代性”；19世纪俄国文学中有各种的幻想曲，也有对欧洲启蒙不同的应答。
有些应答只见启蒙的阳光不见启蒙的阴影。对欧洲现代体系的浪漫幻想，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形成现代乌托邦，以后成为苏联社会建设的蓝图。
有些应答是清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欧洲各地去，静观第三帝国时期巴黎繁荣之下的潜流，细察水晶宫阴影之下伦敦贫民的生活；所观所察，眼光有波德莱尔那样的精准犀利，感想写成一批散文，尤其是《冬天所记夏天的印象》，看题目便知是冷静之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多面的思考，使他置疑启蒙的现代思想体系，在《地下室手记》里，他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代表的思维做反乌托邦的人性告白。这两部小说，代表了两种对现代和人类的看法，到了20世纪继续各自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陀氏被说成是反对进步的。以21世纪的后见之明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却是对的，他担当人性的可能，表现的是超常的勇气和前瞻的智慧。
我们延至下篇再详细解析《地下室手记》。了解这部小说的背景，应先聚焦于故事中的城市：圣彼得堡。在19世纪，莫斯科代表的是远离欧洲的“纯粹” 的俄罗斯，而彼得堡则象征着正在“欧化” 的俄罗斯。在彼得堡，俄罗斯试图融入欧洲现代化而呈现出复杂的精神现象。在彼得堡，可以观察到俄罗斯文学的“新语言”是怎样产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