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俄罗斯的文学家是亲近欧洲的，俄罗斯属于欧洲范畴，但又不同于欧洲的天主教文化，近了看，或再近些，近了看，或再近些，靠近陀思妥耶夫斯基…… |
|
幻想初期，他走在涅瓦大街上，不愿和人交谈，却突然幻听，听懂了小狗的语言，很自然地跟四条腿的朋友们答起话拉其家常。人和狗对话的这个比喻，足见狂人之小，地位之低。
随后，狂人的幻想升级。“我微服私访，走在涅瓦大街上。皇帝陛下正乘车从这儿经过。城里的人都摘下了帽子，我也摘下了；但我一点也没显示出我是西班牙国王。我认为，当着所有人的面亮出自己的身份，是失礼的”( 刘开华译，103-104页) 。欧洲的国王驾临，那是何等尊贵，对彼得堡的小人物，这是何等的梦幻。狂人不甘于小的心理，跃然纸上。当然，彼得堡的现实社会很快把狂人关进牢里。遭受毒打的狂人，还是幻想他是西班牙国王。
若不是确凿地疯了，狂人哪里有这样的幻想。写狂人幻想的果戈理，他是清醒的。
幻想和现实的交互作用，也是果戈理《涅瓦大街》的主题。在这个短篇小说里，涅瓦大街不仅是标题，几乎是故事主角。叙述人开始用了七、八页的篇幅讲述涅瓦大街怎样是彼得堡的交际中心，从清晨、正午、午后，至傍晚，人群和活动，时尚和街景，如何在随时变换。涅瓦大街如梦如幻、千变万化的日常剧情，引出两个梦幻和现实交织的故事。
最是催人梦幻的傍晚，街上来了两个年轻人，各自看见一个自己惊为天人的美女，各自往相反方向追去。
去追金发女郎的是皮若高夫 (Pirogov)上尉。他追到了德国侨民住宅区，发现金发女郎是德国工匠席勒 (Shiller) 的妻子。皮若高夫仍不甘心放弃他的性幻想，他付给席勒一大笔钱定做一对马刺，想从长计议，再占席勒老婆的便宜。等到他再次回来试图下手时，被席勒和他的朋友痛打一顿，扔出门外。事后，席勒吓坏了，知道皮若高夫凭他的权势，完全可能回来报复。而皮若高夫想到还有别的性目标可以追寻，竟然很快平复了心中怒气。
皮若高夫以为他的官阶足使任何女人为之倾倒。他的贪欲、仗势欺人、无聊和无耻，是俄罗斯文化里落后的一面。皮若高夫对席勒和他妻子纠缠不休，又显露了粗俗的俄国权贵对欧洲的无知。
去追黑发女郎的艺术家皮斯卡列夫 (Piskarev)，是果戈理重点着墨的人物。故事叙述人告诉我们：“这个年轻人属于的那一群在我们国家如此稀有，不得不视为一种现象。这些人与其说是彼得堡的公民，不如说我们梦里见到的人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Nevsky Avenue,169页) 。作为俄罗斯贫困现实中做梦的人群中的一分子，皮斯卡列夫也是艺术家。不过他是“彼得堡的艺术家！大雪覆盖的土地上的艺术家”，没有意大利艺术家那样的热情和天空一样敞亮的胸怀。他和他的一群，平日胆小谨慎，见的是灰色的彼得堡生活，画的是灰色的生命个体，用的模特也是乞丐老妪，“让她足足坐六个小时，就为了把她麻木不仁的悲惨表情搬上画布”(169页)
皮斯卡列夫具有果戈理的小人物的关键特征:他心地善良，却无行动的机会和可能；他在现实里逆来顺受，在梦想里寻找另一个世界。
原以为黑发女郎是大家闺秀，皮斯卡列夫战战兢兢找到她的住所，发现她是妓女，而且还是浅薄又世故的那一种。如果换成是皮若高夫，他会不犹豫地接受黑发女郎的商品交易。而皮斯卡列夫，他要找的是爱，现实中没有的美。(他甚至不把自己的画当作商品；有人欣赏，他乐于廉价送出。) 第一次被黑发女郎拒绝之后，皮斯卡列夫认定她也是苦命的人，决心拯救她，于是邀她一起生活，靠爱情和他的画作，过清贫诚实的日子。被再次拒绝后，幻想破灭，青年艺术家皮斯卡列夫用毒品麻醉自己，最后割喉自杀。
有理想的皮斯卡列夫死了，现实的皮若高夫活得好好的。果戈理在结尾这样说：“啊，不要相信这个涅瓦大街！我走在街上，总是更紧地把自己裹在大衣里，尽量不看我路遇的事情。因为一切都是欺骗，都是一场梦，一切都不是看起来的那回事。”(210页)
走在昏暗的街灯下，果戈理裹紧了大衣 (外套)，不仅仅是因为涅瓦河上刮来的风刺骨的冷。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地下人这个文学原型，直接的来源，一是果戈理，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和果戈理的联系已经很明显 ：地下人也是个有幻想的小人物。重复前面的话：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里，小人物的关键特征，是不知道怎样在现实中行动；在现实中受挫之后，他只会把梦想、幻想升级。
和果戈理的小人物比，陀氏的地下人又有所演变。从地下人的自白中看得出：他有诗人的潜力，历史文学知识丰富，逻辑思维强，会用文学作品编织自己的欲望，又善于反讽自嘲。但是他不会爱自己，也不会爱别人。失却爱的能力，他陷入IQ和EQ的自相矛盾而不能自拔，只能呆在地下室里。
为什么陀氏要塑造一个几乎是思想家的地下人？原因之一，是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争论，思考的问题超出了果戈理的范畴。陀氏车氏之争，焦点虽然不离彼得堡，但是两人都把俄罗斯和欧洲联系起来思考，在各自的彼得堡的街景中，都有巴黎、伦敦的一些折射。应该说，地下人是小人物中的知识分子，他负有对欧洲现代体系做哲学式思考的使命。
车氏的主张，是直接用欧洲启蒙理想取代落后的俄罗斯。他的想法是：欧洲的启蒙思想 (尤其是对人的看法)绝对是进步的。
陀氏的想法较复杂，他从彼得大帝的现代模式里感觉到，启蒙所代表的科学理性主义不能解答有关人的价值的所有问题，而且有不少的盲点；俄罗斯要从自己的文化出发，仔细估价欧洲启蒙，建立世界性的俄罗斯精神。他的重点是：俄罗斯和欧洲必须对话，才能获得对人性的新知。
在陀氏和车氏的争论中，果戈理的影响让陀氏保持清醒，即：俄罗斯作家思考欧洲，切不可忘俄罗斯人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后来（我们就是他们的“后来”）的结论，可以用最简明的语言表述：车氏的理论走进了现代的乌托邦。陀氏抵制乌托邦，走进人性的现代观。更准确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后现代思想的先驱，他在后现代理论家的一百年之前就指出了启蒙现代体系的问题。
废除农奴制之后，1860年代出现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来自各种社会背景和阶层 (类似法国革命前的第三等级)，有意和18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切割，想法更自由，更敢于行动。 加一句后见之明的话 ：也更浪漫，导致更多的盲目。
在1860年代的“新人” 理论中，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观和英国功利主义 (启蒙思想在19世纪的延续) 盛行；其中有些激进者，主张虚无主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里塑造的医科学生巴扎罗夫 (Bazarov) 就是虚无主义的化身:他咒骂一切的诗歌、艺术、伦理道德，一切现存的观念和制度 (请注意：是咒骂，不是尼采说的重新评估) ，一心学习数学，专心解剖青蛙。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1860年代“新人”思潮的焦点人物。他的小说《怎么办》的副标题正是：《新人的故事》。
这本书在牢狱里写成。1862年，沙皇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关在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车氏在狱中写完《怎么办》(1863年) 。两年后他被流放西伯利亚，前后共被囚禁流放达二十七年，被释放后不久就辞世。他的牺牲精神使他成为俄国知识分子史上的圣人，《怎么办》自然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据说，车氏创作小说的时候，监狱当局就专门为手稿设立了检查机构；完成的手稿最后转到书报检查官手里，上面已盖满各种官方图章，检查官看也没看就通过了。继之，手稿到了车氏的朋友手里，一不小心又丢失了。后来登广告，幸好被一个年轻的政府官员在涅瓦大街捡到归还。
《怎么办》中的“新人”理论，是欧洲现代理性主义体系的延伸。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个理论是乌托邦，违背人性，或者说没有心理基础，所以写了《地下室手记》(1864年)和车氏争辩。但是，陀氏敬重车氏的人格，认为车氏小说尽管想法不对，却是他旺盛生命力的产物。在车氏被捕的前后，陀氏几乎是知识界唯一站出来为他的人格讲话的人物 (见Diary of a Writer， 23-30页；又见《一件私人的事》) 。而且，陀氏有过和车氏相似的经验：1849年，他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被沙皇逮捕，在监狱、流放地、苦役军营渡过漫长的岁月，1859年才重返彼得堡。
回到《怎么办》，这毕竟是一部失败的文学作品，连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也这样看。小说的情节松散，由拉赫美托夫、薇拉、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等一批“新人” 的榜样式生活组成，诠释的是车氏的乌托邦意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