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政统
清季民初，风气日开，一大批士人涌到历史的前台，风流尽显。其著述与事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大浪淘沙，群贤互比，真正可以烛照千秋，彪炳后世，典范群伦的，还是胡适与鲁迅二人。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位先生的影子将更加清晰的投射到后辈学人身上。从更深远的语境中考察，鲁迅也好，胡适也好，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之所以在当下还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恰恰是因为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传人——现代传人。
无论是谁，都无法超越其时代所构建的文化环境，而文化的继承者，往往是那些以弑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不弑父则无推陈，无推陈则无出新，无出新，则惟有一死而已。弑父是建立在父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对父的了解，也即对传统的了解，就没有能力弑之。鲁迅和胡适，他们身上都闪烁着父的影子，传统的影子，据说鲁迅和胡适都被国学网评为国学大师，足见二者在大多数读者的心目中，并非一副简单的新文化大师面孔。他们学贯中西，但还是传统的士人，他们更多的，是被父亲所滋养起来的精神巨人，尤其是心理层面。同时，是他们真正意义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格局，这种改变何其难哉？
毕竟，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前的社会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事。而单纯视鲁迅和胡适为颠覆传统文化的洪水猛兽，把文化衰落和国运不昌归之于此二公者，常常是杞人忧天,迁怒他者。进入鲁迅和胡适的历史背景，也就是，我们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那么当下某些学者将二公一同打入激进主义的文化冷宫者，其心态是大可玩味的。
余英时先生说：今天回顾起来，我们当然不难看出“五四”时代人物在思想方面的许多不足之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都不免流于含糊和肤浅。至于他们把民主和科学放在和中国文化传统直接对立的地位，那更是不可原谅的大错误。但是，就中国文化重建的方向而言，民主与科学确实代表现代文明的主要趋势。“五四”所揭示的基本方向通过60年的历史经验而益见其为绝对正确。我们稍稍追溯一下“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便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确曾发挥了心灵解放的绝大作用，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①
这可以说是对“五四”学人的持平之论了，余先生的反思的立场既没有对他们赞之上天，亦没有贬之入地，但是，余先生以学统自居，旅居异域，很难于心魂上接近先贤，往往就没有那种国内知识分子对鲁迅和胡适他们那种痛彻肺腑的理解。
林贤治先生说： “在亿万奴隶中间加进一个鲁迅，中国整个主权文化的构成格局是不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异类。” ②谢泳先生说： “胡适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民主气质，而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体现出了民主风度的人。” ③
因为现实的交迫，我们国内知识分子的鲁迅情结和胡适情结大多是一种心魂交往，林先生和谢先生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二者的取舍。同时，因为这种近距离的心与心的交往，常常使持论者很难有持平之论，而且少有海外学人更冷静的学术心态和更广阔的思想视野。当然，他们都不无洞见，所发之论，对于我们理解鲁迅和胡适是颇多启示的。其实余先生也好，林谢二先生也好，并没有回答鲁迅和胡适二公为何都在知识分子中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当然他们也没有义务来回答。但是，余先生的文化重建意识也好，林谢二先生的情有独衷也好，种种讨论和争论本身却说明了鲁迅和胡适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无可动摇的地位。二者是无法较其高低的，非要来个去此存彼，本身就有负先贤，至于生命体验上的个体性接近，无论感情多么澎湃，亦无可非之。关于胡适，生前有现代评论派诸君子为之出头，死后有李敖、殷海光等人摇旗；关于鲁迅，生前有郁达夫、许寿裳为其剖白世心，死后有林贤治、李锐（山西）等先生与之神交，无论人们怎样厚此薄彼，胡适反而更加是胡适，鲁迅反而更加鲁迅了。也许重要的，不是二者的差异，二者的高低，而是二者自身魅力的构成条件。 胡鲁二公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如此影响，绝非偶然。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贺昌群先生就已经这样认识时代与传统的复杂关系：“每一时代皆有时代之特性，当其特性在发展之时，往往与其前一代之传统势力，发生参差之反应作用，申言之，即必然继承其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其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新异之部分，此历史演变之恒律也。” ④
以贺先生六十年前的文化历史观念佐之，鲁迅和胡适之所以在知识分子当中树立如此的地位，恰恰是因为他们皆把握了“时代的特性”，并“继承了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了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新异之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道统、政统、学统 “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道统从一般意义上阐述了一套指导政治实践的基本原则。所谓政统简单地说，就是皇权以及他所支配下的政府。学统一般是传承道统，为士人提供学养的观念体系。在古代中国，通过建立官学、民间书院、私塾等等，儒家的思想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士人观念的实践者，他们的影响遍及政府和社会。中国的道统简单说就是仁政，在孟子那里，“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说明，在士人心目中，道统高于政统。当道统和政统相合时，他们往往是政统的支持者，当政统有悖于道统时，他们往往是政统的批判者和革命者，所以，士人不仅仅是维护稳定的力量，也是改朝换代的革命力量，当然也是复兴道统，重建政统的核心力量。
如果我们承认传统文化对每个中国人都有无与伦比的塑造力量，那么反思新文化运动中那些大师们，也可以说，他们可能从近处看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但是从远处看，恰恰是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继承者。而且，他们中的最优秀的人物，无外乎以自己的学养复兴道统和政统而已。如果这个粗线条的视野可以成立，那么我们看，道统的仁政思想往往首先通过士人自身的修养获得超验的天命支持，正心、诚意、修身就是对道统的继承，它更注重人的伦理道德层面，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对政统的继承，它更注重制度和社会层面。鲁迅和胡适都有其独特的学统，并以此演绎了新的道统和政统。诚然，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他们都不可能在一个尽管是未有之大变局中离开传统太远,当时的惘然很难廓清彼此的位置,但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审视他们的时候,是否可以将鲁迅列入传统的道统传人,而将胡适列为传统的政统的传人呢?
道统高于政统,也更有完美主义倾向,更注重个体的心性气质和行为心理。政统现实很多,更注重制度设计与参政意识。所以我们看,鲁迅后来对胡适多持批判立场,但是胡适很大程度上将鲁迅引为自己人。道统与政统虽有高下之分,却缺一不可，而这两个人无疑都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他们在开启新的道统与政统时贡献最大，也就是在民族国家的历史观念中确立现代的民主制度体系。民主更注重的是制度设计,自由更注重的是个体生存,这是完成宪政转型的两个转轮,缺一不可.
就鲁迅而言，他无疑是近现代最独立的知识分子。鲁迅对自由绝对而纯粹的追求和捍卫充分说明，他把握的乃是民主政治下个体的政治伦理。而胡适尽管在学术上建树很多，但是都为开风气之作，他最让后人触目的，恰恰是以自己的社会威望走到政治前台，对当局进行苦心孤诣的，理想主义的政治诉求。后来的历史证明，无论是鲁迅的路，“立意在反抗”，还是胡适的路，做政府的诤友，推行好人政府，都没有使中国的历史走出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这并非说明二者乏善可陈，而是当时的社会急流使他们，甚至是使那个时代无法冷静的确立自己的道路。一言以蔽之，当时的社会条件只能提供他们开风气的条件，而无法完成现代知识分子推行宪政的社会使命。
今天，恰恰是我们有机会来讨论先贤是非功过的时候，胡鲁二公到底是互相对立冲突的，还是交相辉映的？事实也许是，没有鲁迅更新文艺，在个体心理层面的自由影响，没有鲁迅先生做为独立知识分子纯粹的社会批判，胡适先生就没有给做政府做诤友的可能，没有胡适这样进入体制进行真诚努力的知识分子，批判也只能是批判。
朱学勤先生在《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一文中说：“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能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孙郁先生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与胡适，是近代以来中国新文化最杰出的两位代表。我一直认为，未来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不是这两种传统的分离，而是一种互补。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折衷。历史的事实是，在经历了百年风雨之后，旧有的几种文化因子，已有了正反合一的趋势。我们一方面需要精神上的清道夫，如鲁迅那样的斗士，另一方面，还需造就胡适那类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操作者。我相信这两人对未来文化建设的辐射力，将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巨大。” ⑤
朱、孙两先生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胡适、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继承关系。但是，却道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可以参照师法的精神标本。当下，更加清晰的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文化渊源、历史、现实中寻找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光辉以及和传统文化的内在传承关系之切合点应该是比较有意义的。我们将眼光放在较细微处，不难看出，他们二者最后对时代和社会之所以发出那么分化的时代感受，和早年的背景以及在此期间完成的学养有着绝大的关系。
出山之前
粗线条的看，鲁迅与胡适在出山之前，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内外交困的时代，早年都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家道中落，20岁左右留学海外，深受进化论和个人主义的影响，胡适去了美国，由农科改成哲学，鲁迅则有医科改成文学，在著述和事功上都受了留学的好处，当然他们的差异更值得我们玩味比较。
20世纪初，有两次留学热潮，一是以留学日本为主，在1902年开始，以学习法政和军事为热门。一是留学美国，以理工为主，高潮在1912年前后。鲁迅和胡适选择留学应该都和自身经济条件上的困窘有关。1898年从江南水师学堂退学后，参加了会稽县的县考，可见，为了生计，鲁迅并没有完全放弃科举这条老路。而胡适留学前也因为经济压力处在怨天尤人的心态中。但是，由此，他们接受了真正的异域文化，眼界大开，而且，他们的留学都和自己早年强烈的民族感情有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鲁迅是为了“别求新声于异帮”，胡适是为了“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
1910年1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岁云莫矣，返观今年所行事，大半受人之愚，于慷慨二字上吃亏不少。”3月22日，据胡适日记所载，还曾经因酗酒和租界巡捕打架，以至“遽以手中皮鞋力批其颊”。被巡捕拘捕后，“审视门外，见有铁栏，而且有巡捕蹀躞往来，始悟予昨夜必酒后寻衅，为巡警所拘。”，这一方面因为巡捕为洋人之狗奴，为民族主义的青年胡适所激愤，另一方面，也和我们胡适先生郁郁寡欢的心境有关。1923年5月3日，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胡适说：“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留学的男女同胞。” 胡适先生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天下事全靠机会”，一是自谦，同时也是感同身受的大实话。如果没有考上美国的公费留学生，以胡先生的天赋资质，成为后来左派一激进文人亦未可知。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接触的是宋子文、杨杏佛、梅光迪、赵元任、张奚若等人，这些留学友人在归国生涯中都各有建树，而且都比较顺利。在1915年9月21日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此五年之岁月，在吾生为最有关系之时代。期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阅历，皆吾所自为，与自外来之梓桑观念不可同日而语。” 此刻，留学后的胡适之心境已经迥异从前了。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大多都是反清的革命党人，比如章太炎、陶成章等，这些人都是清政府的死敌。以他很早就因家道中落而看到“世人真面目”的眼睛，自然就对政治发生了怀疑。期间，会党领袖陶成章和鲁迅交往甚密，还曾经和鲁迅开玩笑说⑤：“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鲁迅曾经对许寿裳说，大意是假若陶革命成功，他们二人的头是最先被杀的。另外，秋瑾和徐锡麟都是留日学生，他们的死对鲁迅刺激也非常之大，小说《药》就是这秋瑾被杀事件的刺激写成的。回国之后，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和自己谋事做人之艰，渐渐也就对政治改革层面的改革更加失去了信心。
1909年8月，鲁迅因为家庭负担回国，是出于无奈。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曾这样对他说⑥：“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不难看出，鲁迅是因为经济压力才结束留学生活的。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鲁迅的生活压力才暂时得以缓解。而此后，他早年那充满热情的社会抱负已经消沉的无以复加了，于是，鲁迅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或者说消沉，绝不是经济压力造成的，他实际是因着对时局独到的看法而颓废和绝望的。这期间，他主要在北京的绍兴会馆过着抄古碑的生活。
鲁迅归国后是可以说是非常悲观的。在此之前，他也曾经有很高的社会抱负。22岁时，他经常和好友许寿裳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因和解决办法，并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听反清革命者的演讲。23岁时，他在给好友许寿裳的《自题小相》中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不久即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更为频繁的和革命党人接触。26岁时，筹办《新生》杂志，计划很快失败。这对鲁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鲁迅早年虽然有社会抱负，但他将这种抱负放在文艺领域，如他自己后来的回忆中说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新生》杂志破产后，鲁迅在《呐喊.<自序>》这样谈自己的内心感受：“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觉到者为寂寞。”很快，鲁迅消沉了，开始“麻醉自己的灵魂”，准备“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去”。如果不是钱玄同先生的力邀，鲁迅能否出山，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师，也很难说了。
1915年4月16日，胡适做的《誓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胡适先生是准备“但开风气不为师”了。众所周知，胡适还没有完成博士学位就已经回国了，当时，陈独秀正在主持《新青年》，胡适在美国和友人谈论文学革命，刚好和陈独秀里应而外合。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后，就 “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罗志田先生说⑦：“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一个没有什么身世凭借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回国两年间，即‘暴得大名’，一举成为士林之首，真是这个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之事。”事实也就是这样的，1918年6月，胡适的归国和国内呼之欲出的影响颇有关系，这一点，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说的很清楚。
1919年，章氏门人大举入京，尤其是北京大学，占了诸多教席，可谓德高望重，一次章太炎和胡适同时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登台演讲，章太炎讲完后，胡适接着就宣布章太炎的话：“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这虽然是一斑，我们也就更不难想象两人回国后泾渭分明的心态。
鲁迅和胡适都曾在早年有过经济困窘的生活，但是无疑，鲁迅早年的个人经历更加坎坷，于人情世态不免悲观绝望。鲁迅经常说自己“运交华盖”，说自己“碰壁”，而胡适常说自己是“不可就药的乐观主义者”。自留学之后，胡适可谓一路春风，自然更容易看到社会那光明的一面。我想，鲁迅之所以更接近道统，和他长期的生活在社会下层有很大关系，这也导致他的完美主义的社会要求，所以无论对社会还是政治的批判，多是毫不留情的。胡适更接近政统，这和他一生的事业走向比较顺利有关，特别是留学以后的生活，使他对社会和政局容易抱以比较信任的态度。
胡适去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也就是后来胡适所推崇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同时，还在美国感受着青年期的政治训练，一边学习议会程序，参加美国人的总统选举，一边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了信仰，可谓忙的是不亦乐乎。唐德刚先生在为胡适这段生活做注释的时候说：“像胡适之先生这样的从半殖民地出来的黄面书生，在国家政治上也和他们大唱其同调，不是很可笑的事吗？”我们稍微对胡适美国这段历史涉猎一下，就知道先生如此推崇上面的三大主义，其实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半殖民地现状，是胡适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无形中刺激着他要对那三大主义发生信仰。胡适先生说十六七岁“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种种迹象看，胡适虽然以推行白话文横空出世，也有《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等分量较重的学术著作，但是这些都不能满足胡适青年时期的政治训练以及由此影响所发生的更大的政治兴趣。
鲁迅在日本除了听章太炎讲国学之外，他接受的主要是一些医学知识和一些国外的文学书籍。在此期间，他在河南的杂志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第一次系统的介绍了国外的浪漫主义文学，并发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这样深刻的见解和主张，并与兄弟周作人编译了《域外小说集》。胡适留学期间也在和朋友进行诗文唱和，但是，胡适更多的是从他接受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入手，他要推行白话文。应该说，留学期间，在人文领域，鲁迅注重文学，胡适注重和政治难免发生直接联系的学术，他要“输人学理”。不过，在“再造文明”这一最终目的上，他们是相通的，只是路径上各有千秋。
回国后，胡适在讲学复议政之间左右徘徊，最后竟然“差点当总统”，这和他早年的经历以及所受之业的关系是非常明显。本来，胡适的本意主要是开风气——“输入学理”，“讲学复议政”。在给妻子江冬秀中的信中，他说：“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可见，胡适本来最多停留在议政的政治兴趣上的。但是不久，波云诡异的政治时局很快将他们这些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进行拉拢。值此之际，胡适先生提出了他著名的“好政府主义”，这实际是为知识分子从政提供舆论和理论的双重支持。同时也预示了日后胡适将走到政治前台。这样看，胡适先生成为蒋介石政治棋盘的棋子，被诱以行政院长和总统，并出任驻美大使，都不难理解了。
说胡适先生是政统的传人，就是着眼于胡适先生进入政局内部，并坚持自己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和推动。 应该说，鲁迅和胡适在出山后始合离散，在他们早年的个人经历中已经预示清楚了。
殊途同归
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胡适这样评价鲁迅的小说：“成绩最大的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鲁迅出山虽然看上去有些被动，但是对反对白话文的人，他的态度更彻底更坚决：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在否定传统文化上，鲁迅甚至发出了“少读，最好不读”的提法。他们也有过亲密无间的合作，但都是文化领域的合作，这和胡适要讲学，做国人导师的抱负是一脉相承的。胡适的美国留学背景要对中国文化“输入学理”，以期“再造文明”，但鲁迅是反对整理国故的，鲁迅是要彻底的新文艺，和传统有意识的要彻底决裂。可见，在文化领域，他们也存在着分歧，鲁迅更注重的是“心”，是国民性，是“新文艺”的路径，胡适注重的是学理，是方法，他对传统文化是没有鲁迅那么偏激的，这也为日后他们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有人说胡适宽容，鲁迅不宽容，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分歧主要还是立场和路径上的分歧。胡适初期提倡白话文时，鲁迅是不妨“听将令”的，甚至戏称自己所写的是“遵命文学”，并强调，那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比如，鲁迅说自己并不喜欢做白话诗，但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多首白话诗，比如《梦》、《爱之神》等。我想，之所以有如此配合，还在于鲁迅此刻和胡适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再造文明”。
1921年1月间，鲁迅和胡适曾为《新青年》该不该谈政治有过几次书信往来，胡适主张将《新青年》办成一个思想与文艺的杂志，鲁迅则认为不必特别排除政治问题。鲁迅的不必特别排除政治问题，也许是出于他以后对政局的一贯纯粹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但是，此刻胡适是主张不谈政治的，目的是再造文明。他们的分歧还很小。待到《新青年》同人真的谈起了政治，他们的分歧也就明显了，从隐而显了。晚年的鲁迅，经常对胡适进行冷嘲热讽，也许在鲁迅看来，胡适背离了自己“再造文明”的初衷。
1922年，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评价过鲁迅：“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和创作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在1922年3月4日的胡适的日记中，还记载着鲁迅劝他多作文学的事，胡适还表示接受这样的劝告——“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而后，鲁迅和胡适不但往返较多，而且互赠著作，特别是1923年胡适做《西游记考证》时，曾多次相鲁迅请教和借阅书籍。应该说，胡适对鲁迅的钦敬之情终生未变。
作为政统的传人，胡适推行好人政府，主张“好人”出头，或谈政治，或干政治、入政府，其实就是想改良政治。但是何谓好人呢？1920年，在胡适也名列其上的，以北大同人为主的《争自由的宣言》中指出：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来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这实现之法，就是要“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精神”。好人其实主要是那些留学归来的，被欧风美雨所浸润过的现代知识分子，也即已经有了自由思想、自由批评精神的人。在国人大多还没有这种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精神之前，以胡适为首的现代知识分子当然要当仁不让了。
另外，我们看到，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多谈些问题确实更能体现民主精神，更有改良意识。问题与主义双方都谈政治，胡适还是相当冷静的，这自然和他在美国留学的背景有关。而鲁迅呢？在一篇文中他说“书斋里也没有什么问题与主义”，对双方的政治争论，他是报以冷眼的。实际上，鲁迅是讨厌从政治层面为中国的当时社会大开药方的，与干预，而非纯粹批判政局相比，他更相信文艺的力量，这更说明，鲁迅是道统的传人。
和胡适一样，鲁迅还未归国就开始在国内投稿。我们看鲁迅这期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虽然也在介绍科学，但是最吸引他思考的是文化，他之弃医实已笃定要从文了。我们看，胡适自称对新文学“提倡有心，创作无力。”，而鲁迅说只有自己体现了“新文学创作的实绩”，二者对自己的认识都是相当客观的。应该说，胡适并没有自谦，鲁迅也没有自傲。鲁迅后期主要转向杂文写作，依然不失其早年要刻画“愚弱国民的灵魂”之初衷。说鲁迅是道统的传人，亦在于此。
鲁迅在乎的是纯粹的个体自由，他晚年的社会批判，都与此相关。胡适注重的是介入政治，并改良政治，从而实现自由。因为用文艺来改造国民性无疑是漫长的，所以和胡适相比，鲁迅表现的更悲观。胡适则比较乐观，因为政治上的影响最容易立竿见影，当然，历史也给了胡适这样的机会。同时，他们对传统文化都坚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所以胡适推行白话文期间，我们看到了他们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密切配合。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与胡适相得益彰，常常联袂出手，但是，运动一结束，胡适就跑到政治前台去了。
鲁迅和胡适都做过政府的官，鲁迅的目的只是为了谋生，而胡适却有着干政意识，是准备做点事的。从社会活动家的角度考虑，鲁迅参加的“民权保障联盟”是为了对抗政府，参加左联，因为它是文艺团体。前一个终于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解散了，后一个乃因为左联内部的政客动机，让鲁迅最终和他们闹翻了。鲁迅在大病中做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左联文人的政客嘴脸和此中隐藏的奴隶意识，他是深恶痛绝的。鲁迅晚年说自己要“横站”，警惕同一营垒中的战友，这实在是因为他的“至独立”性使然。
胡适后来对政治的介入越来越深，很多时候，对政局的腐败和暴力就不得不委曲求全。特别是1925年北师大风潮和1926年三一八惨案，胡适始终显示的相当超然。在之前，在1921年8月的安庆演说中，他曾认定“在变态的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此前，他见到报载安徽请愿学生被刺而死，在日记中还做过这样血气淋漓的诗歌：我们托下帽子，恭敬这第一个死的。——但我们不要忘记：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我们后死的人，尽可以为革命而死！尽可以力战而死！
应该说，这种变化，和他介入政治关系很大。以至“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早年留学美国的好友杨杏佛被国民当蓝衣社特务暗杀，胡适依然很超然。而鲁迅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悼念杨杏佛的，并为之写下了著名的那首《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鲁迅是不主张“赤膊上阵”的，讲究“韧性的战斗”，此前，他已经背上国民党党部的通缉令了，这对鲁迅来说确实是旧时豪情，亦可见其激愤之一斑。
和胡适的政治热情相比，鲁迅就落寞多了，他在一首诗中写到：“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一个好不热闹，先是办《努力周刊》，然后是《现代评论》，一个则领会了更为孤独的冷清。鲁迅也办杂志，但是和当局的批判意识是很强的，并不准备做政府的“诤友”。死后鲁迅被誉为“民族魂”，胡适在三、四年间，被青年看成“自由男神”，这是很值得推敲的。
1956年，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 祝寿》，文中劝告蒋介石要“无智、无能、无为”，、国民党御用报刊为此发起了广泛的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被国民党讽刺为“好要人尊重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说鲁迅是民族魂，说胡适是自由主义大师，这种好像似是而非的，来自于社会的评价，其实也是比较公允而贴切的。
1926年8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今日想起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识。我想，我应该出来做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可见，胡适是准备从各个方面介入政治的，并非单纯只做政府的诤友。无论是推行“好人政府“，还是”组党”，胡适都在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观感，这个最大限度在政治层面进行改良政体的努力。
三一八惨案前后，尽管胡适还没有真正的介入政治，已经和许多官方和半官方人物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其中有林长民、顾维均、丁文江、蒋梦麟等，大多进入过北洋政府的内阁。而杨杏佛被暗杀时，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亦已经非同一般了。但是，即便和政局打交道，胡适也一直有着诤友的身份认同，这和那些曲学依附的人大不一样。他在一次次流血事件中保持沉默，其实是有苦衷的。胡适的政统传人色彩，不可避免的要有卧薪尝胆的表现，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不遗余力的改良政局，在逐渐实现民主政治。可以说，胡适对政局的容忍和接受是有底线的。
30年代初，《新月》杂志因为发了批评政府的文字，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胡适就曾为此与国民党力争，并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说：“坐监待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晚年胡适出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当天，还曾和蒋介石发生过一次正面冲突，而且是在蒋介石设宴为胡适接风的当口，甚至说出了这样凛然正色的话：“蒋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点，我们要体谅他。”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治学有门户之见，处世无害人之心”。其实岂止是没有害人之心，胡适一生都在苦心孤诣的为中国的政治前途而奔忙，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知识分子从政并不可怕，也许可以像胡适先生这样可贵。当年，蒋介石还对胡适诱以行政院长，胡适都没有接受。他并不想完全卷入政治斗争，但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好人政府，他必须和政府有一定的关系，至少是“诤友”的关系。如果因此而诟病胡适不够纯粹，依附强权，这就完全误解了胡适。知识分子都像鲁迅这样保持绝对纯粹的独立形象，这固然可贵。可是，如果没有胡适这样的干政参政意识，“从下手处入手”，在政府内部进行有效果的改良，那么，多么独立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批判时，因为缺少同道的操作和援手，都将收效甚微。
1922年5月7日，《努力》第一期出版，胡适做《努力歌》，有以下文字：天下无不可为的事。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 。阻力吗？
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你大胆走上前去，他就没有了。
同年5月28日，《努力》第4期出版，在《后努力歌》中，胡适有说：你没有下手处吗？从下手处下手！“干的一声，连环套解了！
胡适同样意识到中国问题过于复杂，像“连环套”一样难以解开的死结。但是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他可以找到可以下手的地方，并为之努力不懈。而鲁迅的悲观和绝望，使其洞见传统文化深处对个体无与伦比的束缚能力，通过小说、杂文、诗歌、散文的创作，向着“瞒和骗”的大泽中猛烈的冲去。与此同时，他们都对政府的种种劣绩进行着力所能行的批判。
今天，站在胡适的立场批判鲁迅，或者站在鲁迅的立场去批判胡适，都显得当代知识分子的胸襟过于小气。他们其实是特殊途同归的，为什么胡适晚年在美国对周策纵教授这样说：“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周策纵教授还在合肥大学举办思想国家研讨会时，因为白内障未能出席，在他的祝会小诗中写道：“铮铮铁骨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
五四之后，传统的道统与政统之文化生态被破坏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开辟新的道统与政统。无论是道统还是政统，都在这期间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化。鲁迅和胡适的不同选择，恰恰是在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时，无意识的确立新的道统与政统，他们后来之所以在后辈知识分子中有这那么大的影响，实则是暗合了新的道统与政统，他们分别是道统和政统的现代传人，中国要完成宪政转型，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的历史使命中，他们是并立的双峰，都在为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
注释：
①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面，第436页。
②林贤治：《鲁迅的最后1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第208页。
③谢泳主编的《胡适还是鲁迅》中《我们今天怎样了解胡适》一文，中国工人出版社，第190页。
④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⑤李静主编的《中国问题》，中国工人出版社，第7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