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俄罗斯的文学家是亲近欧洲的，俄罗斯属于欧洲范畴，但又不同于欧洲的天主教文化，近了看，或再近些，近了看，或再近些，靠近陀思妥耶夫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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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新人”罗普霍夫 (Lopukhov)在彼得堡街头某一天的经历 (第三部分第八章) 。地点不在涅瓦大街，而在靠近彼得保罗要塞的另一条街。
罗普霍夫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这样的人。他穿着破旧的制服走在卡门奴斯特诺夫 (Kamennoostrov Avenue)大街上(刚刚在学校两里之外为微薄的收入授课之后正在往回走) 。迎面走来一个权贵人物，是在散步健身，因为他是权贵就径直走过来，并不让道。这时，罗普霍夫将下列规则付诸实施：“除非是妇女，我不会先为任何人让路。”他们的肩膀碰撞在一起。这个人半转过身来说：“真是个猪，你这畜生。”接着还想继续教训人，而罗普霍夫完全转过身来，面对这个人，把他举起来，慢慢放在阴沟里，俯视着对他说：“你再动一下，我就把你往前推，那里的泥更深。”两个农民路过，一边看，一边为他叫好。一个公务员路过，看了看，没有叫好，却满脸微笑。几辆马车经过，可是没人探头看。让他躺在阴沟可不行。罗普霍夫站了一会儿，伸手把他拽上来，拉到人行道上，对他说：“哎呀，先生啊，瞧你干了些什么？你没伤了自己吧？请允许我给你擦擦干净。”一个农民过来，帮他擦了擦，两个镇上的人过来，帮他擦了擦，大家都帮这人擦了泥，然后走了 (What Is to Be Done，156-157页) 。
卡门奴斯特诺夫大街就在关押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彼得保罗要塞的旁边，车氏在牢房里虚构了旁边街道的这一段，一定是出了鸟气。但是，如此痛快地惩罚权贵，出现在波德莱尔的巴黎街头，作为浪子的忧郁爆发，是可信的；发生在彼得堡的鬼魂世界里，也可信；车氏这里的描写，不可信。作为小人物的罗普霍夫要挑战彼得堡的让路规则，有此可能。但是，小人物面对彼得堡的权力法则，会轻松到没有一点内心的冲突，全然不可能。车氏违反了文学虚构应遵守的可能性法则(见亚里斯多德的《诗学》) 。（以后热衷于塑造“高、大、全”人物的人们，实在应该认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其先祖。） 像罗普霍夫这样缺乏心理基础的的描写，见于《怎么办》中所有的“新人” 故事。
《地下室手记》的第二部分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地下人计划报复一个军官的故事(简称：碰撞事件)，显然是回应“新人”罗普霍夫这一节，其中有果戈理的影响，也有陀氏探索人性的特殊风格。
故事还是挡路和让路的故事，发生在1840年代，地下人二十四岁的时候，地点在涅瓦大街。有一天，地下人站在酒吧的桌球台旁边，恰好挡了一个军官的路；军官一言不语，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挪到旁边，走了过去，好像没有看见他。 地下人感觉到的侮辱，比被人打了一顿还严重。为了争这口气，地下人 酝酿、设计、规划了多次的行动，但是每次到实施就放弃了。想而不做，当然是幻想。这些幻想——非行动的行动——延续了不止几个星期，不止几个月，而是好几年。
怎么会这样？用地下人的话说：“我在心里从来不是懦夫，但在行动上一直是个懦夫。别急着发笑。这里有个解释。你们可以肯定的是，我对每件事都有解释。”地下人的解释冗长得很，我们不妨把原文大幅缩减，排个简化了的清单，还是借用他的口气，听他叙述他的那些幻想中的行动。
一，我考虑过要找军官决斗，但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军官这样的人不会和我这样的平民决斗，他们会认为决斗这种事太自由化，法国人才会做。而且，军官和“果戈理的皮若高夫上尉” 是同一类人，他们会“找警察的”。
二，我在路上认出他，跟踪他，找到他的住所。多次跟踪他，我的怨恨越来越深。虽然以前我从未写过东西，有一天，我写了个讽刺故事，在故事里揭露他，不用他的真名骂他 。写好的故事寄给《祖国编年史》杂志，结果没给登，因为讽刺这种形式不时髦。我郁闷死了。
三，我给军官写了一封修辞极美的信。信中说，他必须向我道歉，要是他拒绝我们就决斗。如果他还懂那么一点点“崇高和美丽”，他会跑过来拥抱我，和我做朋友。那该多好啊！我们会友好相处，他用地位保护我，我可以帮他增加知识，让他有文化教养。可是，感谢万能的上帝！(我含着眼泪感谢上帝！) 我幸亏没有把信寄给他。要是寄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事。
四，我常在涅瓦大街散步，像条泥鳅似地钻来钻去，给军官和贵夫人让开道儿。我竟然发现他在节假日、周末也会出现在涅瓦大街上，也会像泥鳅似地给官位更高的人让开道儿。于是，我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可以穿戴得体，像个人物似的，等他迎面走过来，我不给他让道，撞个满怀。这主意让我兴奋又苦恼，半夜三点也睡不着 (地下人写了好几页他的苦恼，在此略去) ……我省吃俭用，借钱，买了黑手套、帽子、礼服。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在涅瓦大街遇见他，只有几步之远，我还是闪开了。那天晚上，我大病一场，发高烧，说胡话。 我决定不再实施我那宿命的计划，放弃一切。(地下人下面的话，我们如实转录。)
……我最后一次去涅瓦大街，倒是要看看我怎么放弃这一切。突然，只见我的敌人在三步之外，我出乎意料地下了决心——闭上眼睛走上去，我们肩对肩撞上！我一寸也没有让，完全平等地和他擦身而过！他甚至没有回头看，装着没有注意到；他确实是假装。我敢肯定。到今天我都敢肯定！当然，我吃了亏——他比我壮，但这不是要点。要点是我实现了我的目标，维护了我的尊严。我一步也没让，在公众场合显示了我和他的社会地位平等。(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48-49页)
同样是描写涅瓦大街上的事，同样是碰撞事件，陀氏和车氏也有同样的动机：车氏的罗普霍夫、陀氏的地下人都想碰撞彼得堡的让路规则，触动权力法则，争回他们应有的、欧洲人已经有的平等权利和人的尊严，而且，车氏让罗普霍夫做到了，陀氏也让地下人做到了。
如果陀氏和车氏没有基本的相同，我们也不值得这样大费周折地做比照。但是，看到他们描写中的差别，对我们的思考毕竟更有意义。
他们的不同之处是：“新人”罗普霍夫和权力法则碰撞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让罗普霍夫轻松以对，略去了他的内心冲突或心理基础，也抹去了人性的真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地下人为了反击权力法则，内心挣扎长达数年，他曲折反复的幻想，真实地昭显了历史中的人性。
罗普霍夫的心理活动是一句话：“除非是妇女，我不会先为任何人让路”——这是个全新的规则。但是，新规则不加思索就产生，让人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太不真实。
相比之下，地下人的幻想翩翩，在每个细节上都验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历史、人性、文学保持着清醒的思考。
地下人的幻想四部曲可以先分两个层次分析。
第一个层次是现实的层次 ：地下人在幻想四部曲的每一节，都意识到彼得堡的现实给小人物留的行动空间实在很小很小。小人物和权贵决斗、小人物写小说讽刺权贵、小人物同权贵和平相处、小人物不给权贵让路：这些可能性，在彼得堡的社会现实中一一排除。
第二个层次是文学层次，准确地说是“元小说” 的层次。“元小说”指用小说形式探讨小说应该怎样写。幻想四部曲的每一节都提及：地下人试图用文学作品或类别来编织自己的计划。比如，第一节，提到地下人读过“果戈理的皮若高夫上尉”(《涅瓦大街》的那个人物儿) ，把皮若高夫和那个军官归为同一类人；第二节，提到地下人写讽刺故事来报复，却被一个叫《祖国编年史》杂志拒稿；第三节，“崇高和美丽”指浪漫文学传统，暗示地下人希望的兄弟般友谊无疑是海市蜃楼；第四节，地下人想要装戴一新上街，灵感来自果戈理的《外套》的情节。
现实层次和元小说层次结合起来，地下人的四部曲就是现实和幻想冲突的乐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意也就清清楚楚 ：小人物要向彼得堡的权力社会讨公道这件事，是个现实问题，也是个文学问题。陀氏把“碰撞事件”写得这样细，探索的是历史现实中的人性有哪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不可任意杜撰。在陀氏和车氏之前，果戈理这样的作家已经做过探讨 ；果戈理把幻想和行动的冲突作为小人物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对彼得堡自相矛盾的现代化的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氏写的地下人幻想四部曲，似乎在问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彼得堡社会的矛盾，对文学中的经验，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
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要呼唤“新人”的出现，“向未来的目标走去”。不过，作为生活中的人，文学作品的读者，我们觉得车氏“高、大、全” 的“新人”太假，假得令人生厌。 我们更亲近生病、发烧、说胡话的地下人。他让我们想到生存的寒冷，想到冬夜，想到只要活着就还有体温，想到太阳晒过的厚棉被。
尼采，他也是期盼“新人”的。但是，他看重了地下人曲折和矛盾的人性，不会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新人”。现代思想、现代文学，都有求新创新之意。问题是：什么才是新？
普希金在一首诗里这样写：一辆负载沉重的驿车，缓缓行走在冰雪覆盖的路上，但是时间老人跳上来当车夫，驿车轻松地快跑起来。
19世纪的俄罗斯也可比作那辆驿车，换了“现代” 当车夫，驿车加速了。
问：为了车子跑得更快而把车上所有的负载都抛掉，会怎么样？
答：那辆车不再是人类路程上的驿车，一辆空荡荡的车，车夫也不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是一辆什么样的驿车呢？是这样的，车上负载的是人，人又有自己的负载，车载不能说不重，而路又不好走，而车夫可亲、可敬、可信赖，他知人性，知马力，知车况，知路遥，也知道赶路的时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