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张爱玲在那个年代的做法也是先锋的，她成功了，但太短暂。她什么都不闻不问不关心，一个对周遭变化迟钝到那样的人，无怪乎会出人意料地跌跤，千古恨事由此铺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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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传奇人物。几乎没有过渡，上来就是高音华彩，也仅仅是两年，两年之后的张爱玲挣扎在生存线上，再也没有写出过更好的作品。上世纪５０年代初逃离大陆，迫于生计，写了《秧歌》、《赤地之恋》，可怜她一生要躲避政治，却总是在政治的旋涡里打转，非此即彼。从《十八春》到《秧歌》、《赤地之恋》，张爱玲的转变之快令人惊诧。５０年代中期去美，又是为生计，开始写英文小说，改写《金锁记》为《粉泪》、《北地胭脂》，可惜英语世界对此反应冷淡，甚至费了许多周折才获出版。再后来，为香港的电影公司写剧本赚钱养家，６０年代后期在台港再受推崇，改写《十八春》为《半生缘》，改写《金锁记》为《怨女》。海外学人夏志清将之请进了文学史，声称：“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与张爱玲相比？”
若干年后，该学人又略微后退了几步，算是对自己话说得太满迂回一番：“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９０年代张爱玲再度在大陆升温，对此，我是有感性经验的。好像一夜之间，身边的女友都成了张迷，正说着什么，突然出来一句张氏警语，谈话到此也就不甚了了。试想，同样意思的话，谁能说得过张爱玲？说话是这样，作文也是这样，经常在一些女性散文里看到张氏语录，有的直接引用，有的摹仿着用，这在当时确实是增色不少的“时尚”之笔，自己也曾跟在时髦的后面，窃以为跟张爱玲有着与众不同的隐秘联系，还说过在内心里为她独留一角之类的傻话。
那是２０岁的事情了。随着研究张爱玲的文字越来越多，她一生的角角落落都被人们翻拣过来，张爱玲不再神秘，一个定型了的张爱玲在身份上已引不起我２０岁时的倾慕。只是到了此时，那个最初的印象才敢浮上来，我最初读张爱玲的小说就是不喜欢的，可是盲从的国人心理让我始终不敢把自己的疑惑说出来，好像那样说出来，我就是一个顶没有艺术欣赏力的俗人。
２０岁时的女人是容易喜欢张爱玲的，忙着恋爱，忙着认识人生，忙着成长，张爱玲式的有产者的情调，带着空虚浮华幻想轻易地填充了我们的心，我们甚至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找寻关于男人的知识和经验。当然，这些知识和经验现在看起来多么遥远和不切用。一个可笑却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阅读错位是，那时我是不喜欢萧红的，讨厌她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好像世上就没有高兴的事儿。但是到了今天，我惊异地发现，当我重读《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时候，我竟像睡了一场醒过来，人间悲痛打动人的力量复萌了。而我，显然更接近于接受这种力量的暗示，也就是说，在力与美不得不成为一对矛盾时，我选择前者。经过与萧红的一场对比，我仿佛才坚定了不喜欢张爱玲的理由，我判定我不喜欢她。尤其是她的小说。对她的散文，由于她终于在散文里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不夸张、质朴简洁的张爱玲，这一切又是在她绝高的才情辉映之下，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她散文的才情美、文体美。而她的小说，往深处想，真是不敢想。世界、人性简直如黑洞一般，她太怨毒了，又没有力量，她出手狠，又要顾忌出手时的身姿漂亮，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协调，力偏了，一意孤行地现出不伦不类的偏激。
你发现阴暗也好，可阴暗后头是什么。除了嘲讽，尖酸刻薄的嘲讽，阴暗后头还是阴暗，没有一点点同情，有的只是世俗生活中看传奇的心理。她满足别人，也满足自己，她扎根尘埃，可没有宗教感，所以张爱玲是俗的，彻底的俗。作家体验生活，灵感思想皆来源于生活，都是从俗里取材，与思想家不同，可俗也有俗的高下。《红楼梦》也俗，可它大俗即大雅，它雅在它有大悲悯大净化，它有宗教感，不论是佛家的慈悲还是道家的超脱，最后都化成了它的情感底色，它最终还是想解决人类的爱与痛。张爱玲没有，她就是让你看传奇，以及传奇里的残酷人性。有一点我们经常忽略了，那些口吞火焰，吃铁嚼钉的人都是奇人，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也不具备普遍性，因此，张爱玲所反映的人性也不具备普遍性，她写的都是传奇里的人生，畸形的人生，夸张的人生。
“她看她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这句话是《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一句话，而这句话的心理氛围又何尝不是张爱玲自己的，她似乎一直试图用她的笔，挽住时代的巨轮，留住旧时代遗老遗少和十里洋场的生活，关起门来做她的天才梦。但时代无情地毁了她的天才梦，胡兰成抗战胜利后的逃亡负情，是对张爱玲的致命打击。她失掉了一个女人的所有自信和一个天才作家的生命激情，“我将只是萎谢了”。另一方面，社会发生了巨变，变化是翻江倒海的，张爱玲关起门来做她遗老遗少或十里洋场的天才梦也已成为不可能。她的辉煌只在这两年，这之后，时代断裂了她的才华和写作，她再也没能弥合上这个断裂，而是永久地断裂了下去。
其实不愿意提到胡兰成这个人，总还是觉得他辱没了张爱玲。抛开他的政治身份不谈，中国旧式文人的劣根性几乎都在他身上。他应该对张爱玲惨淡的后半生负责，可他负不起，他又不配。曾看过有人说他的《今生今世》写得有多美，我抵制着厌恶勉强看完，依然无法理解他，同情他。他到底毁了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天分的女小说家。然而这好像又是宿命。张爱玲是孤高的，她却又毕竟生长在上海滩，上海人的世故与圆通她眼见得多了，况且又值青春年少，“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葛薇龙的写照何尝不是恋爱中的张爱玲的写照。张爱玲的女主人公总是愿意被情欲控制，但仅仅就是情欲吗，薇龙其实最终还是离不了那华丽的生活。只要她攀住了那生活的一角，她就会本能地死死拽住，她的阶级原来在那里，要让她低下去是难了，尤其是眼见过富丽繁华，她只能拽着这一角拼命地上，哪怕刮蹭得浑身是伤。她似乎不在乎了。上海人的爱情是有着这样的孤高的，宁愿高攀不上，也不愿向下俯就，上海女人似乎尤其如此。用青春与爱情来赌明天，这是都市里的围猎，都市里的心理色彩。有人为爱付出这样的代价，有人付出那样的代价，只不过张爱玲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她差点付出了终身的名誉。
但她显然是无心的。她终生都是无心的，毫无准备地爱上了胡兰成，不管对方一切人之外的关系；新政权建立了似有所悟，写了《十八春》，但到底变得太快，以至于自己都不满意；很快又不假思索地奉命写了《秧歌》与《赤地之恋》，她不会对“赤地”有好感的，她所受的教会女校的教育是反感变革的，她出生的家庭、她周围的环境、她结交的朋友，最终决定了她对“赤地”不会真的有好感，可是她躲不开政治，不是在这样的政治中就是在那样的政治中，直至有一天她可以完全地摆脱政治了，她躲进大洋彼岸的某个公寓里，终于安静了。她开始研究《红楼梦》，也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张爱玲的一生是凄凉的，她的小说是荒凉的，人们对她用得最多的是凉字，好在她身后的价值被人们一再抬高，与她这凄凉的一生也算是抵过了。似乎只要是天才女作家，成就越高的下场越凄凉，伍尔芙投河自尽了，萧红死得何其痛苦，张爱玲独自在公寓里结束了身心颠沛的一生。在美国，她过着怎样的日子，自己孤贫无依，还要照管又老又中风的赖雅。他们像乞讨一样，从这个文艺营到那个文艺营，家也从这个城市搬到那个城市，换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她像在绝壁上设想明天的人，想想就要松手跌落，一了百了。她一生都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空气里，她会写出那样的小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我还是不喜欢她的小说，她摹仿《红楼梦》的笔法，好像人为地将自己推前了一百年，４０年代的人已经不会再像《红楼梦》那样说话了吧，可张爱玲强行地让她的人物都说《红楼梦》里的话，她自己也说着那样的话，以《第一炉香》痕迹最重。雅是雅了，可失真了，好像现代人说古文一样牵强。到《第二炉香》了，说的又是香港英国人的故事，越发显得这古旧的语言不对味儿，那杂色的底子更杂了，让人越觉得她失掉了一种均衡朴素的美。从她的语言到内容到她的情节设置，她的小说“做”的手段太明显，往往中短篇还可以，长篇就不行了，因为缺乏内容。而太过玩弄意象、比喻，中短篇还搪塞得过去，长篇也要一味炫技，恐怕就免不了要露马脚了吧。傅雷曾对张爱玲提出过批评，说《连环套》，“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是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枝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家消遣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总而言之，才华是最爱出卖人的”。傅雷最后写道：“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不幸被傅雷言中了。张爱玲这传奇最终的不幸，既是她后半生的人生路，还是她在长篇上的努力，不论是《半生缘》还是《怨女》，都无法抵得过她的中篇《金锁记》。她似乎只能是一个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家了。而别人，如鲁迅，也没有什么长篇，可是人家有思想。张爱玲只有几个中短篇，而且是单一的情爱世界。
她的题材，如果不是靠着她非凡的语言功力和西洋小说技巧，那些东西真得要堕到滥俗的言情小说行列里去了。她的营养是驳杂的，一方面她一直都在借鉴旧小说，从语感到对白，另一方面，她也从西方小说里获得现代的结构上的方法。这样，她结合出来一部部令当时人大感惊奇的作品。但她究竟还是鸳鸯蝴蝶那一路的，仔细揣摩一下，《红玫瑰与白玫魄》，这两个意象用得够有多么直白，而内容又是多么琐细无聊。俗男和俗女，整个的底色是俗，有一点自伤，有一点挣扎，揭露了一个男人自私的嘴脸，而这个男人无疑是社会上的好人。又无非是谁多占了谁的便宜，谁又拼尽全力讨回一点便宜，最后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一个双方尚能接受的谈判。《倾城之恋》呢，它的名字俗在像好莱坞电影，而作者明知道这样的好莱坞名字够有多么吸引人，这和她的冷嘲热讽的爱情故事构成反差，看完之后，读者反过来倒要佩服作者——一个俗名之下的不俗故事。殊不知，作者的意图早就达到了，谁能不看一段倾了城的恋爱呢!
张爱玲翻来覆去的是一种情绪，讲来讲去的是一个调子，写来写去的是一种故事。到了后来，硬写也再写不出好东西了，还是改写吧。《金锁记》改了英文，改中文，又是《粉泪》，又是《北地胭脂》的，倒是认真地考证了“南国金粉，北地胭脂”，只可惜这样香艳的俗典，竟无从查找，人们对于这样的旧知识已是多么生疏，只有张爱玲还沉浸在里面。最后又改成《怨女》，她想用她的古中国换来在美国文坛的另一次辉煌。辉煌谈何容易，英语世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七巧或银锑，他们看着这个变态的中国女人想作呕。现代的美国人如何能接受这样一个可怜虫，在他们看来，七巧或银娣至少有几十种方式可以不让自己变态。张爱玲真是过时了，恐怕只有与她有共同心理经验的人们能理解她内心的隐痛，能承受她凭白加给我们的阅读虐待。喜欢张爱玲的人多半是有些自虐的，因为张爱玲是绝不会给他愉悦的，真懂得的人，八成是要被她荒凉的情感和黑洞般的境遇吓住。人生太黑暗，比瞎子的眼睛还黑，一点光都没有，就等于一点希望都没有，哪怕光在黑暗中发亮也行，还让人有点盼头。张爱玲是不会心软的，她要折磨得她的读者忘不掉她，所以她的故事总是极端地走到尽头。当然，张爱玲小说中心理分析和心理刻画的技巧使她又成功地炫了一把，但我仍然不喜欢它，它缺乏深沉的力量和质朴的气质，它引不起人们的同情或类似的情感反应，人们只是看了一个传奇，满足了一把想象，对畸恋的想象。比如《年轻的时候》好是好，可是饶舌，又太过细密，好像就没有了疏密之分。张爱玲的小说不都是这样吗，围得水泄不通，太过紧张。语言又太精彩，词藻的光芒，往往把小说原要突出的东西盖住了。
《十八春》最后改写成《半生缘》，如果不署名张爱玲，如果不是字里行间还透着张式聪明和灵气，谁能想到这会是张爱玲的长篇。可这确是她的，而不是张恨水或周瘦鸥的。她从《秧歌》起要追求一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受《海上花列传》的影响，也受胡适的影响，但也许从《十八春》就开始了。可惜得很，张爱玲究竟是与“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无缘的。首先是她的语言，她语言色泽的浓艳，相互之间故意制造出来的突兀感，若非仗着她超乎寻常的写景状物的本领，那些不和谐的物象或语言，早不知失去控制到何种程度。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人模仿张爱玲，却只学来了皮毛，而她的皮毛就是失却了张爱玲天才般的掌控能力下的呆滞和虚飘。而她自己呢，也终于看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好来，开始试着矫正她过于绮丽繁复的文风。然而，失却了张爱玲体的《半生缘》，却又成了一部彻头彻尾的俗文学，它倒是平淡地讲了一个辛酸的故事，但“近自然”的神韵不知在张爱玲那里理解的是什么，松弛下来的《半生缘》仍然不是一个自然的故事，它硬着捏合人物改变命运的方式一如从前，调动安排和制作的笔墨，玩着她成熟但已无多少生机的西方技巧。这是她这类题材赋予她的小说命运，越往后似乎越只能如此了。
张爱玲初红上海滩的时候，是热衷光顾媒体的，甚至为了推介其书，积极地自暴过贵族血统。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亦无可指责。文坛上许多比她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先生女士比比皆是，早已令人见怪不惊。即使在那个年代，张爱玲的做法也是先锋的，时髦的，她的蹿红也因为这些操作，来得太快。傅雷、柯灵都曾试图挡住她要飞的速度，但她一句“出名要趁早”的感叹，使她一意孤行地红了两年。之后，就是她一辈子为这两年付出的代价。她是俗的，她要她能抓的都抓到手，她自己也承认自己的俗，爱玲的名字就是俗的，又公开坦白她是爱钱的，还说世上的事都是俗人做成的，只有俗人才能成事。她成功了，但太短暂。她什么都不闻不问不关心，一个对周遭变化迟钝到那样的人，无怪乎会出人意料地跌跤，千古恨事由此铺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