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鞭刑并非是地主的专利，它是仇恨之神，旨在为全体民众寻找一个强大的敌人，藉此赢得他们的全部忠诚和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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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鲁迅的各类评价中，“鞭子”可能是出现最多的喻指，它成为仇恨美学的一个生动象征。这一器物来自乡村，最初是一种驱动牛马的工具，或是民间武师的兵器，而后则演变为阶级斗争的犀利武器。鞭刑与其它暴力器具不同，它首先对皮肤产生条纹性伤害，也就是令皮肤产生严重的带状破损，看起来惊心动魄，但又没有直接命中内部器官的要害。
“鞭子”在中国现代话语体系中是不同寻常的，它提升了“酷语”的暴力指数，把它转换为一种更加激越的“恨语”，也就是那种专门用以言说仇恨的酷语。这种“恨语”除了运用“打倒”及其衍生词“火烧”、“油炸”、“绞死”、“刀剐”（“千刀万剐”）、“剥皮”、“砸烂”、“枪毙”、“炮轰”之类的酷语，还大量使用诸如“火焰”、“铁拳”、“利剑”、“匕首”、“斧头”、“镰刀”、“钢枪”和“大炮”等暴力性语像。这两个系列的组合，最终产生了惊人的威慑性语效，从而成为”文革”的主要话语工具。
与其它暴力语像相比，鞭刑所张扬的只是外在的暴力，具有鲜明的表演特性，仿佛是一场针对皮肤的演剧。它的特性符合中国文化的“面子主义”的特征。鞭刑击碎了“面子”，也就意味着击碎了身份，击碎了人赖以生存的事物。鞭子表面上仅仅“触及”了“表皮”，而实际上则已经“触及”了“灵魂”。鞭刑使人产生的心灵骇怕，远远超过其它所有的暴力模式。
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鞭刑者运动，1260年起源于神圣罗马帝国。基于十字军在中东全面溃败，罗马天主教会倡导和组织了这种古怪忏悔方式，指望从普遍的自虐中获取战争所需的精神能量。14世纪黑死病大规模流行时，欧洲人确信《圣经—启示录》里所预言的末日审判即将来临，以赎罪为目标的鞭刑者运动日益扩大。上百万病态的教徒卷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体自虐。长长的皮鞭带着呼啸声，痛击着受刑者的后背，而民众则在四周狂热地欢呼。
直到文艺复兴出现，这种自残的痛苦能量才得到有效的转移。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向我们发出了安详而宁静的微笑，暗示欧洲精神已经从分裂和绝望状态中解脱出来。由于人性的神奇般的自我康复，欧洲的鞭挞时代一去不返，凝结为一个永恒的伤疤。但数百年之后，它的幽灵却在远东重新浮出了水面。
鞭子具有浓厚的双重性格特征，它不仅是专制权力进行思想镇压的道具，也是反叛者实施文化颠覆的工具。早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后期，鲁迅就开始动用“鞭子”意象来喻指他的批判精神：“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这个尖锐的意象最初是作者用来“鞭挞”他人的利器，而在晚年却演化成了受迫害的象征。1935年9月，过去一直高擎话语之鞭的鲁迅本人，竟然也有了遭人鞭打的疼痛感。他致信胡风，将“左联”领导人喻为“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的“工头”。从鞭人到受鞭，这个戏剧性的突变，令鲁迅与鞭子的关系变得完整起来，而鲁迅的话语，则在更广泛的领域里鞭子般抽打着他的那些敌人。在鲁迅的仇敌名单中，既有高长虹这样的“道德败类”，也有胡适、施蛰存这样的温文尔雅的文人，更有梁实秋这样的激情青年。晚年鲁迅的话语鞭梢，指向了当时的大多数上海文坛名宿。而所有这些遭受鲁迅仇恨的人士，包括周扬本人，以后大都成为政治迫害运动的下场可悲的牺牲品。
然而直到1962年前后，仇恨美学的核心意象――“鞭子”，才完全汇入国家－人民的政治情感景观。一个叫做雷锋的士兵的日记，被沈阳军区政治部所发现，经过一个干事的整理、加工和重写，迅速成为全国民众学习的范本。在雷锋日记里，有一则被抄录的短诗《唱支山歌给党听》，引起国家主义作曲家朱践耳的热烈关注，它随即被谱成歌曲，成为全中国人的音乐圣餐。作为一种典范的颂歌语体，除了恋母情结和对“人民”的热爱之外，它还流露出了强烈的阶级仇恨――“……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抽敌人！”这个被朱践耳的旋律充分戏剧化了的仇恨之鞭，与毛泽东 “黑手高悬霸主鞭” 的诗句紧密呼应，成为国家话语中最具魅力的符码，照亮了阶级斗争的广阔前景。
1960年，由谢晋导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在全国上映，这部关于“女奴琼花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影片，率先打开了皮鞭的视觉叙事大门。琼花不堪当地恶霸折磨，多次逃走，但屡次被抓回，在饱尝了皮鞭之后被关进水牢。以后的革命芭蕾舞剧，进一步渲染皮鞭抽打的视觉和声音效果，制造出肉体与灵魂的惊心动魄的痛楚。在鞭打和受虐的革命正剧里，演员祝希娟出色地向人民传递了仇恨的眼神：火辣、激愤和永不屈服。
四年之后，也就是在1964年，一个以阶级叙事为核心的大型泥塑组雕《收租院》诞生了：农民组成的苦难群像和地主及爪牙们的狰狞面目，浮现在一个精心布置的意识形态镜框里。家丁手中的鞭子，作为其中的主题性道具，更加清晰直观地呈现在人民面前，寄托着来自受剥削者的深仇大恨。与此同时，《收租院》和《农奴》的专题影片也在全国公映。在缓慢打开的大门背后，阴森的地下水牢和可怖的刑具依次浮现，构筑了一个令人惊骇的政治寓言，成为全体人民的恶梦，而它同时也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滋养着普遍的阶级仇恨。皮鞭意象再次展开了政治煽情――它象征汉族地主对农民、西藏奴隶主对农奴的仇恨，同时也点燃着受鞭人“夺过”和 “还击”的正义诉求。
毫无疑问，鞭刑并非是地主的专利，恰恰相反，正如奥威尔在寓言小说《1984》里所描述的那样，它是仇恨之神，旨在为全体民众寻找一个强大的敌人，藉此赢得他们的全部忠诚和能量。但仅仅两年以后，这条皮鞭就成为“文革”造反者的武器，带着深仇大恨，抽向各级官员和广大民众，令中国度过了长达十年的黑暗岁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