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孤岛时期，上海的《万象》杂志很有名气，它曾经孕育出张爱玲、傅雷、郑逸梅、柯灵等许多文化名人。1998年，我们踏着先人的足迹，创办了新时期的《万象》；有说是老店新张，有说是旧瓶装新酒，几年来磕磕绊绊，总算编了七十九期，也不知道能否跨过九九八十一期。可时间这么久了，好奇的人还是在问：这样一个海派文化的东西，怎么会落户在辽宁？它的编辑工作又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万象》在辽宁出版，本源于我与沈昌文先生的交往。那时沈公刚刚从《读书》离任，满脑子的思维惯性哪里停得下来，就被我请来帮助辽宁编书。而我们的合作重点正是集中火力，侧重“抢掠”京沪两地的文化资源。那些年，我们经常在上海的街道里弄中转来转去，抢到了施蜇存的《沙上的脚迹》，黄裳的《关于美国兵》，王元化的《谈文短简》，希夫的《海上画梦录》，当然，还有当年老《万象》主编柯灵先生面授《万象》复刊的精神指向！就这样，我们在辽宁注册了《万象》杂志。
可是，要编辑这样一个旨在承继前贤的海派杂志，我们辽宁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人物。还是沈昌文先生出主意，因地制宜，在上海建立编辑部，并且请陆灏做编辑。说是编辑部，其实日常只有陆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沈公倒是时常光顾，吃吃饭，见见朋友，原则是“只出主意不出面”，像是陆灏的“影子教父”。他们并称“万象书坊”，老的是述而不作的老坊主，小的就是独打天下的小坊主了。不过还有别的称谓，像毛尖就称陆灏为“掌柜的”，或《万象》的“一个又当妈的爹”；我们暗里却好称他为“沪上陆小哥”。
就这样一个人做下来，一晃便是8年。说起来经济上很划算，省钱又省力；业绩也不错，作为一个“小众文化”的阅读群体，《万象》的印数始终稳定在近3万册。但是，令我倍感震动的还不是这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一个人”的客观设计，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主观效应。首先，这杂志果然像一个人一样，有了鲜明的个性；谁的个性？陆灏的呗！毛尖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万象》一直坚持讲故事，不讲道理；讲迷信，不讲科学；讲趣味，不讲学术；讲感情，不讲理智；讲狐狸，不讲刺猬；讲潘金莲，不讲武大郎；讲党史里的玫瑰花，不讲玫瑰花的觉悟……”这不正是活脱脱的“陆灏思维”吗！当然，他背后还有老老少少的朋友们的点拨，其中还隐含着沈昌文绵密的文化掌力！
其次，陆灏把杂志具象化，化作他的会客厅；那客厅被烘托出一种“回家”的感觉，“一些老少文人们就像进了自家客厅，便全身放松，卸去强大、坚硬的武装，开始了自娱自乐，自伤自恋的软弱情怀！”（钱红丽）老的有黄裳、舒芜，少的有毛尖、巴宇特，香江彼岸有董桥、林行止，大洋彼岸有李欧梵、黄仁宇，死的有陈巨来，不见面目的有小白。他们乱纷纷宽衣解带、翻云覆雨，在虚幻的文字空间中操练、舞蹈；陆灏自然地站在一旁，热情地迎来送往，真诚地服务到家。有人问：“老是那么几个人，不厌烦吗？”陆灏答：“不会。朋友不在多，而在谈得来。”问：“老是那几个人唱戏，会审美疲劳的？”答：“有人一辈子只看梅兰芳一个。”
在陆灏的卵翼下，《万象》塑造了一个“文人小意趣”的天堂。陆灏说是在“求俗”，而且求的是一种“甜俗”。何谓甜俗？不同的人，理解自然不同。有说是“精神上伤风怜月的奢靡消费”；有说是“越堕落越快乐，似乎鸦片真的成了精神上的良药”；也有人赞誉《万象》“那样优雅、端庄，偶尔出出轨，好比高贵的少妇偶尔趁人不备小偷一情……”再如小资读本、老资杂碎、波波入门、腐朽的甜腻的枕边书、西洋镜加老照片、不做作的飘发女人、可用于泻火云云，其说不一，不一而足！那么，陆灏怎么说？他说：“甜俗的感觉，就像《万象》的封面那样。”
有人说，陆灏有些怪气；那还用说，只是怪而讲理，怪而可爱。记得最初谈合作时，他对我说：“今天我们用荤话说事儿。你说，我与沈公是做你的大小老婆，还是做你的情人？”我说：“这样的出版环境，婚姻是做不成的。”所以，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与出版社的关系，好比是情人关系，有感情的时候就厮守在一起；一旦没了感情，就分手。”这话就出自我们最初的“君子协定”。在工作中，当陆灏有了不愉快的时候，他会骂我是“昏君”；他还会嚷道：“这些年，我为《万象》付出了多少青春！”牢骚归牢骚，我心里清楚，陆灏是深爱《万象》的。当听到人们称赞《万象》是：“一些些知识分子的端庄，一点点晚来风急的人性化”的时候，我不信，陆灏的“沪式娇嗔”还发得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