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被遗忘的人
2006-12-05 10:47:50 谢迪南,任志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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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都懂
对于陈原的印象，或许大多数读者没有对“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深刻。但在友人的心中，“陈原，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都懂” 。
在朋友们的回忆中，陈原几乎就是一个全才。他有很多头衔：出版家、编辑家、散文家、翻译家、美学家、语言学家……致使在他那颗无比大的脑袋里，留给人们很多好奇感。
作为三联书店原总编辑的董秀玉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一直在研究陈原先生的脑袋，他有一个无比大的脑袋，他的脑袋里不知道装了多少的知识、装了多少的智慧。在跟他的接触中，我觉得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没有他不懂的，包括音乐、木刻、雕塑，什么都能谈”。
当然，董秀玉的评价并没有夸大其词。
尽管事隔多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谭秀珠至今回忆起与陈原相处的点滴时，仍有想掉眼泪的感觉，“陈原同志是一座山，你永远在那里望着他，却永远达不到；他也是一座知识的宝库，即便是一起吃饭，也不仅仅是吃饭，你会得到很多知识。我记得有一次和陈原一起外出，我们说好长时间都没有吃过麦当劳，陈原说‘我请你们吃’。于是领我们到了麦当劳，边吃边跟我们讲‘奶昔是怎么来的’之类的话题，即便是吃饭当中，他也告诉我们很多知识”。
“３０年代的陈原，给我的印象是什么都懂。”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曾彦修在陈原去世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曾彦修第一次知道陈原，是从汉语拉丁化、世界语运动开始的。“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字改革运动就是１９３０年代席卷全国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其最终目的不是别的，不是学术，而是救亡……我那时正读高中和大学，我被卷入这个运动了。”陈原在自己的著作《对话录：走过的路》一书中如是说，而那时，参与这个世界语运动的他还不到１５岁。１９３７年，曾彦修发现，有些抗战歌曲的配词是一个叫陈原的人。没多久，他又发现这个名字还出现在一些杂志的国际问题专栏里。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原作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却一点都不守旧。他兴趣广泛，乐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说：“陈原作为一个学者，一点都不闭塞。在跟他交往过程中，我发现他对新知识的研究与重视远远超过我们这些相对比他年轻的同志，我觉得陈原先生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现在许多同志缺乏科技意识，对新科学技术相当不熟悉。但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的世界啊，在信息经济中谁落后谁就会处于被动，因此我们对新科学技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应该向陈原学习的。”
这一点，还有陈原本人的文字为证。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陆本瑞在故纸堆里找到了陈原于１９８４年出席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出版商协会第二十二届大会时一段关于“不要害怕新技术”的发言。当时在很多知识分子都患有“电脑恐惧症”的时候，陈原却说：“电子技术对出版工作的冲击并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并不会使出版业本身消亡，只会更加促进出版工作改变其形式和内容，以求得更快更高的发展，使人们通过新形式的出版物更方便、更准确、更迅速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
“为书的一生”
陈原对书的感情超乎常人想像，在他６０余年的出版生涯中，读书、出书、写书成为他生命的主题。在我们今天这个纸质阅读率严重下降、书日益贬值的年代，了解陈原与书的故事，为我们观照与思考当下的阅读生态提供了更多的反省。
在朋友的眼中，陈原是一个无书不欢的人。“书就是他的乐趣，他生病之后说不出话，但是我们给他带过去书，他就翻过来翻过去地看，这都反映了他对书的感情。”谭秀珠记得陈原每次出差，最感兴趣的就是参观各地的图书馆，哪怕年事已高，也乐此不疲。“１９９５年，第三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重庆召开，当时的主办方邀请陈原去玩，陈原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去图书馆’，于是我们到了一个很破旧古朴的图书馆”。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总裁、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万雄对陈原是心怀感恩的。他之所以进入出版圈，陈原给了他最大的启蒙和动力。在与陈原交往的２０多年中，“贯穿我们交往的基本上就是图书，我们见面大部分时间都是谈书、谈出版、谈文化、谈与出版管理有关的种种事情。所以我跟他的交往都是以图书为中心的”。甚至在陈原生命的弥留之际，陈万雄去医院探望时，谈的仍然是与书和出版相关的话题，尽管此时的陈原不能言语，但陈万雄执着地坚信他能听得到。
“一个不爱书不读书的人就没有权力做出版社的领导。”陈原对书的信条足以让所有的出版人肃然起敬。
作为陈原的好朋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许力以如此评价陈原：“他对社会的贡献是很多的。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者，出版过多种语言著作，在读者中有很高的声誉。他参与编撰许多中外词典，在上世纪７０和８０年代，他直接负责修订《辞源》的工作，这花去他多少心血。特别是他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期间，在吸取西方学术思想，组织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件工作在‘文革’以前，是由陈翰伯同志开头的，在中宣部的领导下，翰伯组织一批热心的同志，做出规划，寻找书源，邀请译者，展开翻译出版工作。在‘文革’以前陈原就参加此项工作，‘文革’以后，陈原主持其事，为此项工作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直至他生命的尽头，鞠躬尽瘁。”
如果要追溯陈原与出版的渊源，得从解放前开始。他曾在广西桂林新知书店、桂林实学书局、上海和香港的生活书店、北京新中国书局从事编辑工作；１９４９年９月，任三联书店编辑室主任；１９５０年代初，担任过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负责编辑《世界知识》杂志和《世界知识年鉴》，１９５４年世界知识社合并到人民出版社。基本上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与好友、著名出版人陈翰伯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名著翻译引介到中国来。这种魄力就是放到中国出版实力已较强大的现在来看都是一个浩大的出版工程，而在那个最艰难的年代里，他们计划要出版１４００多种。最早是陈翰伯主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翻译出版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中断。后来陈原一接手商务印书馆，立即提议继续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至今，这套丛书都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据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介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目前已经出了４００种，成为商务乃至中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品牌。”
陈原对于词典出版的推动，是他留给中国出版业的另一笔巨大财富。
１９７０年代，面对外国人动辄一本百科全书、一本大字典的出版成就，商务印书馆仅仅一本小的新华字典无疑显得有些“寒酸”，“所以商务印书馆怎么也要把几部大的词典抓出来”，陈原暗暗鼓劲。据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原董事长、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祖泽透露，陈原语汇很丰富，中国现在字词典出版的兴旺发达，与１９７５年在广州召开的词典会议密不可分。那次会议计划要出版１００种词典，而陈原就是该会的发起者与组织者之一。
时光飞逝，陈原的助手柳凤运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在商务主持词典编辑工作时的情景：“编辞典是件枯燥无味的事情，而且评不了职称，也没有什么好处，稿费又低，所以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了影响。陈原除了身体力行之外，还得给大家打气。他动员大家时讲的两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陈原说‘辞典不是人编的’，他讲完这句话停顿了一下才接着说一句‘是圣人’，他说完后下面是掌声雷动，大家都被陈原的幽默与真诚打动。”
无可厚非的是，陈原惠泽后世的出版成就还体现在很多方面。
让李祖泽感受深刻的是，如果不是陈原的鼓励，香港出版的形象肯定不会如现在这般灿烂，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到“故宫三部曲”，再到《本草纲目》的图录等等，一系列图书的出版都得益如陈原的支持。
陈原除了是读书人、出书人之外，他还是一个写书人。
他写作的涉猎之广让人咂舌：首先他流畅优美的文笔在《平民世纪的开拓者》、《书林漫步》正续编、《海外游踪与随想》、《我的小屋，我的梦》等散文随笔中得到了体现；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他还写过《中国地理基础教程》、《现代世界地理之话》、《世界地理基础》、《世界政治地理讲话》等大量地理著作；此外还不乏国际问题论著，譬如《战后美国经济剖视》、《战后世界》、《变革中的东方》等；同时他作为语言学家，《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的写作出版就理所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英语常用词汇》、《外国语文学习指南》等纯粹实用的图书；作为翻译家，陈原在１９４０年代就翻译了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书信集，并取名《我的音乐生活》１９９０年代，在退休之后，他又翻译了罗曼·罗兰的两部音乐书《柏辽兹》和《贝多芬：伟大创造性年代》，当然他的贡献还在于翻译过谢德林、斯各特、赫赛等人的小说，甚至一本《苏联歌曲集》……在著作等身的成就面前，他居然还有未完成的写作梦想，《对话录：走过的路》中陈原提到：“１９６０年代初，我住过大半年医院，那时我读了很多中外文的近代史专著和资料，现在还留下好几十本笔记。那时‘心怀壮志’，想写一部有声有色的鸦片战争史，甚至还想用这题材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歌颂林则徐和广东的反侵略英雄，后来这想法没有实现。”
性情中人
向往世界和平，热爱生活，喜欢音乐，重视家人，实事求是，这是对至性至情的最好诠释，也正是陈原的人格魅力所在。
陈原实事求是的态度让人心生钦佩。许力以对陈原实事求是的态度印象深刻。在“文革”中，有些人主张编词典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词条，陈原坚决反对。因为对于这种错误思想，他是深恶痛绝的。
在后辈的眼里，陈原不仅仅是位可敬可佩的领导，更是一位至情至性的长辈。《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第一次与陈原接触时，就惊讶于他的亲和力：“他说的是非常普通的家常话，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去海员俱乐部，在那儿吃完饭还要把剩下的菜打包带走，不能浪费。他第一次跟我们谈话，谈正常工作的时候，我特别吃惊，居然他的话我都听懂了。我和陈原先生接触并不是特别多，因为他一个月到我们这儿来一次，和我们谈一些事情，他非常地朴素，但是他说话非常地精妙，里面很多深厚的内涵值得我们不断地回味。”这样的大学问家说的都是家常话，当然让人觉得很奇怪了。
另外，陈原对待生活的态度也给朋友们留下了铭心记忆。
陈原对贝多芬与柴科夫斯基的迷恋绝对称得上是一个超级粉丝。贝多芬的一曲《欢乐颂》，能成为他治疗高烧的药物，能缓解他失去老伴的悲痛。吴彬在回忆陈原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多年前，有一天清晨，编辑部同仁得知陈老总的夫人猝然逝世，赶到老总家吊唁。听到有人进来，埋着头的老总突然抬起头，一把抓住我的胳臂，然后就是痛不欲生地号啕大恸：“吃完晚饭，我们还听了《欢乐颂》，她去厨房送茶杯，只过了一分钟……”老总泪流满面，且泣且诉，我以晚辈的口吻试图安慰老总，“伯母能随着贝多芬的音乐告别尘世，这是有福的”。没想到这句话还真有用，老总陡然收住悲声，非常郑重地思索了片刻，认真地说：“你说得对，能听完《欢乐颂》走，真是有福！”这一刹那，我真的在老先生的脸上看到一种儿童般的天真。
正因为有着至情至性，在陈原离世两周年之年，还有许多出版人追忆他、缅怀他。
追寻陈原的一生，或许陈万雄的评价做了最好的概括：“他做学问是完全为了学问而学问。他觉得哪个学问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能够起作用的，他就关注，他就推动，他就去呼吁，他就去倡导。他完全是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问，我觉得他完全不是一个沉睡的、专业性的学者。他从事的学问，完全是对中国人的文明、中国人的文化、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进步、中国国家的进步是有用的，他就会投入进去，他就全力以赴去推动。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也是中国一百多年启蒙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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