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似乎，很多在都市生活中的人在迷茫和压抑：生活永远被机械的工作奴役，消费文化助长了永无法满足的欲望，高风险的生存焦虑无处不在，人和人之间处处是隔膜的冷漠。在这样一个焦躁的社会，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并在田园中成为大自然的一景，叫人羡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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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乡不归隐
受访人：韩少功 采访人：任志茜
任：回海南以后，事务繁杂，会不会让你怀念乡绅一般的农村生活？
韩：回到海南以后总是特别忙。昨天周六，一天之内还跑四个场子：画展、合唱比赛、生态与文学座谈会、文史资料编写碰头会。我不觉得我能帮上什么忙，但他们觉得你不能不去，至少得捧场。他们也做得不容易。心一软，只好去。这当然使我怀念在乡下的日子。那里要清静得多。即便有点农事和乡村事，也不构成太多的负担。你有足够的条件想远一点，比如一下想到唐朝，一下又想到美国。有些农民会来麻烦你，但可平常心对待，对合理要求就帮一帮，对不合理要求就当面拒绝。较好的办法是同他们开玩笑逗闷子，不管答应还是拒绝，都可以享受过程的愉快。
任：出版社在宣传语中说《山南水北》是你归隐乡野后的创作，但你说回乡不是隐居。在你的朋友看来，《山南水北》是入世之作，你带着一个作家的梦想和责任：，居住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晴耕雨读，与山水天籁对话，和当地农民交朋友。你说，文人走出文人圈，使文学创作重新找回活力，这是下乡的主要考虑。你在乡村找到了文学创新的活力么？
韩：如果我不走出文人圈，不摆脱那种应酬加会议再加点小玩乐、小贫嘴的生活，恐怕连这种作品也写不出。这就是我不希望自己自恋和自闭的理由。
任：中国的士大夫向来依附权力谋生，勿须劳作；历史上的大多数失意文人皆在陶氏田园中边等待政府的征召，边悠然南山。１９７１年的除夕，你说自己和其他朋友是怀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要进城的。但再次回乡，却是带着对现代社会逐利的不满，决意疏离人群，做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
韩：如果说“疏离人群”，我确实疏离了一部分人群，但接近了另一部分人群，甚至是更大的人群，只是人群换了面孔。所以我的下乡，在我看来既是退出，也是出发，既是逃避，也是开放，只是兴趣的指向出现变化。一个人一辈子，总有权利改变自己的兴趣指向吧？我昨天穿喇叭裤，今天穿牛仔裤，不可以吗？为什么总把下乡与“失意”、“失望”一类联系起来？对这种思维定势大说一声不，正是我乐意做的事。
任：我在书中看到了大自然和乡村的诗意，你说融入山水，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无辜的生活，是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但实际上，在中国，作一名农民是很悲苦的，大量人口逃离农村，投奔城市。李敬泽在书评中曾如此发问：对于一个城里人、一个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人来说，乡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补充的是，和被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妖魔化的城市相比，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同样被妖魔化的农村？
韩：农村确有很严重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相对贫困。如果我们是社会学家，甚至只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公民，这正是我们不能一逃了之的原因。因为农村不是一截可以割除的盲肠，而是我们的楼下邻居，一生烟，一打闹，一拆墙，楼上也不得安宁。如果我们是文艺家，那么事情就更复杂了。鲁迅写绍兴，沈从文写湘西，难道那里没有悲苦？如果文艺家都只愿享受富贵，世界上的文学几乎就会不存在。所以，文艺家最应该反对势利，反对对一切贫困群体的“妖魔化”。
任：你现在对农村的看法和当年下乡劳动时的一样么？你这本书，当地农民有看到的么？
韩：史铁生说，人类生活的变化只是谜面变了，谜底没有变，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我寄了十本书给村里，谁愿意谁就去看。这本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并不是一本真事实录，只能作为文学作品来讨论。既然是文学，就得容许想象。农民缺少现代科学的教育，倒多一些形象思维的能力，想象的能力，包括把动物、植物、山水都想象成有灵性的东西。这是他们生活和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想象更接近艺术，与某些有害的迷信应有所区隔。
任：大家说你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你在《山南水北》中有很多忧患，比如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交汇以及争斗，提出问题却找不到解答会不会很痛苦呢？
韩：人类不是神仙，总有迷惑和痛苦吧。但躲避问题的痛苦与正视问题的痛苦不一样，胡说八道与深思好学的痛苦不一样。前者是“小人多患”，后者是“君子多忧”。这是老祖宗孔子的话。何况我们对人类的认识前景不必过于悲观。回头看看，也就是几十年，多少流行的谎言被戳穿，多少知识的迷雾被澄清。相对进步还是完全可能的。
作品推荐：《山南水北》韩少功着／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第１版／２６．０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