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战争的重现，来自于还原战争历史意义的重要性，当我们谈起长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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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长征成为
影响人类进程大事件的理由
在王树增看来，观照西方的精英们对发生在７０年前中国的一件军事事件改变了人类的进程的评价，说明我们当代中国对长征历史事件在更宽泛领域的认知可能还有差距。
商报：“长征”作为写作的选题，并不新鲜了，因此我们很想知道你写“长征”的理由是什么？
王树增：我要申明一点，写长征不是为某个纪念日而写，早在七八年前“长征”就列入了我“中国革命史”系列的写作计划中。当我在准备“长征”的写作时，发生的几件事情对我触动也很大。
我记得五六年前，北京有家报纸几乎每天开一个专栏，报道几位欧洲青年走长征路的事迹，跟踪他们每天的行踪发回消息。他们的这种行为让我好奇：当时很少有中国青年这么做，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欧洲青年放弃家乡舒适的生活，不畏艰辛重走中国革命曾经走过的路呢？我想为他们的行为找到理由。如果说他们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红色武装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感兴趣而产生如此行动，理由未免显得牵强。那么只有一种精神的理由让我们信服，就是长征留给人类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感动了他们。
另外触动我的事情是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的《人类１０００年》，该书公布了公元１０００年至公元２０００年的千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１００件重要事件，西方的这些精英们要在人类千年史上选出１００件事情肯定有一个标准：必须影响人类进程。其中中国有三个事件入选，分别是“１１００年，火药武器的发明”、“１２１１年，成吉思汗帝国”、“１９３４年长征”。如果说前两件事情入选无可厚非的话，那么“长征”的入选给我的是震惊和深思：这些西方的精英们认为发生在７０年前中国的一件军事事件改变了人类的进程，说明我们当代中国对长征历史事件在更宽泛领域的认知可能还有差距。
或许正是因为发生的这些点滴，让我在写作“长征”中有了一种探索的动力。
商报：看完《长征》，就觉得我们以前对长征的认知显得有些浅薄和误解了，长征远远不是 “过草地、爬雪山、吃皮带”那么简单，自然条件的恶劣跟战争与政治斗争的残酷相比，显得不算什么了。因此书中用大量的细节再现的长征，是一个真实的长征吗？
王树增：是否是一个真实的长征，我不敢下定论，因为所谓绝对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但我可以保证，《长征》向真实的历史事件的本源面貌更走近了一步。我们都知道只要是口述或笔录的历史，都带有记录者自己的历史观，因此没有追求绝对真实的历史，但总有一个更接近历史原貌的说法，我尽可能做到这一点。在非虚构的记述当中，我总是力图写得更全面一些。
譬如中央红军最剧烈的战役“湘江战役”，我认为这是当时存在于中央红军内部错误的战略思想和政治指挥导致的一个恶果，几乎葬送中国革命，这场战役使中央红军人数损失一半。但以往我们对“湘江战役”的记述没有强调这一点，而是当作一个胜利的战斗去描绘，实际上我认为它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役，导致的后果也非常严重：“湘江战役”使中央红军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人，从军事上来讲，这个伤亡率对一个部队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不是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不是中央红军几支阻击部队的流血牺牲，那么中国历史可能要重新改写。
像这样的重大事情，我认为应该站在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审视，对战争残酷性的真实抒写，丝毫不损害这支红色武装的重大价值，不敢言失败、不敢正视失败的民族，哪来的胜利？
还有“遵义会议”，我们通常对“遵义会议”的评价就是它确定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但我认为这次会议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只是终止了党内错误的战略思想和错误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一定范围内有了对军事和政治的发言权，因为我在《遵义会议决议》里看到这么一句话：在军事上，毛泽东是周恩来同志的助手。当然“遵义会议”的召开使人们懂得了一个道理，毛泽东主张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思想是正确的，但在组织上并没有确定他是党的最高领导者。
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我认为都应该实事求是地述说。
商报：我看到有媒体评价，您的这本书“在众多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里依然是特色鲜明，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读物中极具阅读价值的一本书”，您能告诉我们它的特色都表现在哪些地方吗？
王树增：在看了黄仁宇先生的书后，我突然发现历史原来可以写得如此好看，在接下来我阅读了大量非虚构类好书时，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具有叙述历史的宏大的结构及大历史的视角，并与真实、生动、细腻的细节相结合。我把这种叙述风格也运用到我的历史写作中来了。
以前我们有一些历史作品不太好看就是因为作者观察历史的高度不够，对历史细节的捕捉不够。从文学角度讲，非虚构作品还是文学类，文学讲究的是细节，因此我对细节的捕捉是格外的留心。另外我还一直认为历史的非虚构类作品必须有美文的特质，叙述要生动、要有表情，文字的叙述功力要扎实、要有文采。我现在还在不停地摸索这种写作方式，我希望自己以后越写越好，不想让读者失望。
我的历史观也是我写作的另一特色。我赞成“判断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上来分析和审视，要俯看历史”。因此我在写作“革命史系列”与“近代史系列”时，都是给今天的人写的，我希望今天的人看历史。
我们现在有两种历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其实这并不矛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外历史少不了英雄豪杰、精英人物，他们是开路先锋，先知先觉者，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历史无法发展。我说过一个民族的历史列举不出来一部英雄谱的话，这个民族是没什么希望的，历史崇拜英雄。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承认历史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奋斗史，承认历史是社会史的话，那么人民确实是历史的主角。如果说把英雄比作航船的话，依托他的就是大海，没有惊涛骇浪，哪来乘风破浪，因此我常把写作视角对准中下层，不是刻意为之，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社会的底层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因此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体。当然我也不回避英雄。
认识长征的当代意义要远远
大过对某一历史细节的纠缠
对于精神脆弱和萎靡的当代青少年来说，理解长征高举的信仰大旗，是滋养我们快乐坚强生活的力量源泉。
商报：《长征》力图传递给读者什么样的阅读感受？
王树增：我们今天回顾“长征”，请读者不要纠缠在历史的细节或者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因为我不认为这是认识长征最主流的方向，毕竟今天的中国社会和７０年前完全不同，我们没有必要让当代的中国青年读者去纠缠于历史上某一历史事件的细节，这是军事专家的事情不是读者的事情。我写“长征”希望除了提供给读者大致的概况和脉落外，最重要的是希望他们能感受到长征的氛围。人类发展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群体的迁徙，都有着共同点：群体迁移非常艰难的征途中，他们都是带着某一种信仰前进的，无论举着什么信仰的旗帜。如果长征没有信仰的旗帜在前面飘扬的话，那么完不成这样的一个壮举，也没有资格列入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因此当我们面对长征太多的牺牲时，长征中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保有的理想和信念才是我们认识长征的切入点。
商报：对于年轻读者来说，可能他们对历史的关注度不是很高，甚至还有些排斥情绪，正值建党８５周年和长征胜利７０周年，您对我们年轻的读者有哪些建议呢？应该如何端正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呢？
王树增：一个有生命活力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千方百计地在本民族的发展史上，寻找那些精神的亮点，并不断地张扬这些亮点，变成这个民族发展前进的动力，没有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会对自己本民族精神遗产妄自菲薄。在历史遗产的丰厚度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与中华民族相比。中国革命史无疑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笔丰厚的财产。但遗憾的是，我们当代一些青少年一提中国革命史，由于受历史影响，会产生抵触情绪，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历次政治斗争以及曲折经历，造成了青少年接受中国革命史的障碍。
不过现在的中国思想更为开放，我们观察历史的视角也更加广阔了，因此我们对中国革命史的认识可能会有更广阔的视角，长征就是典型的例子。这里我就强调一直坚持的历史观，就是大历史观，我们不要纠缠于党史中的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细节，而要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譬如长征，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与艰难依然能够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光荣。
商报：我在阅读《长征》时，很难体会他们在那么险恶的环境里踏上征途的心情，我想这种接受上的障碍不仅是环境的变迁，更多的是我们精神意志的脆弱造成的。那你认为长征对于当代青少年的意义在哪里呢？
王树增：长征对于当代青少年的意义就在于它昭示了人类不屈的精神，包括对确立的信念与理想的执着，永不言败永不言弃的坚毅，永远心存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为了心中的理想不惜牺牲，永远充满自信，这种精神对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只要是阅读了《长征》的读者就会发现，当年红军基层的指挥员和士兵不是我们在影视作品里看见的那些成年形象，他们年龄都很小，很多红军战士与我们当代青少年的年龄都相仿。这些小红军多半是贫困的农民子弟，他们为什么能跟着那面旗帜前赴后继，难道他们懂得了很多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吗？我想不尽然，因为他们大多不识字，他们分不清马克思、列宁，最多只能从胡子的长短上区分，那是什么让他们不畏死亡呢？
我在查阅红军资料时，发现了一个珍贵的史料，就是红四方面军一个士兵写给他父母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就阐述了为什么跟着红军走。我们当代中国青年无法想像，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社会是多么的不公正，那些小红军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赤贫青少年，他们一出生就注定不是人，没有体验过做人的感觉，他们生活的悲惨程度是我们很难想像的。当中国工农红军主张把那些贪官污史踩在脚底下、只要起来就能驱除世界上的不公正时，他们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红军队伍，尽管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但他们懂得一点，跟着这支队伍能够推翻不公平的社会。红军是全世界内部关系最为奇特的军队，他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官兵平等。大量的史料证明，这种平等在红军是随处可见的，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红军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是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最赤贫的青少年只有在这只队伍里才第一次获得了人的尊严。这是我为什么把炊事员朱家胜作为全书结尾的原因。
我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硕士甚至博士因为一点小事就自杀了，我很惋惜，因此我很想通过《长征》告诉读者：无论生活有什么挫折，遇到了什么坎坷，我们是否能自信一些、乐观一些、坚强一些，使人生的过程更快乐一些。说到快乐，我常常听到很多小朋友们跟我说不太快乐，但写《长征》时，我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红军长征无论多么艰难，都不会放弃歌唱。我采访过一些还活在世上的老红军，这些当年的红小鬼如今就是普通的农民，对于战争的残酷他们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唱上几句长征的歌曲。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些经历了艰难险阻的红军幸存者，不能说他们的人生旅程是快乐的，但从表情上就会发现他们把那段岁月珍藏在心中，无论生活多么困苦，他们始终能坦然地放声歌唱。我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找到“长征”的精神原因，我想那是一种滋养心灵的力量。
商报：今年是建党８５周年和长征胜利７０周年，许多出版社把红色图书都作为了出版重点，除了很多重要的具有史诗品质的作品外，也不乏有应景之作，您对此怎么看呢？怎么看待红色出版风潮的意义？
王树增：长征热是好事，总比不热强，这种借助纪念日的出版风潮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长征的契机。但是我对这种“热”多少有些担心，历史读物永远都不属于短时间内就发行几十万的超级畅销书，它的销售状态要做到细水长流，能够持续长久地影响读者，这是我对自己图书的销售期望。
写书也要心存敬畏
如果都像王树增这样的写作态度，我们出版业出书的速度或许会放慢、数量或许会减少，但能肯定的一点是，制约出版业发展的滥书状况绝对会得到改善，阅读环境也会趋于良性。
商报：相比于一些作者几个月出一本书，你出书的速度也太慢了一点，你是怎么看待自己尽乎苛刻的写作态度？
王树增：《长征》写到３０万字时被我删除了，没有拷贝，就按了一个“ＤＥＬＥＴＥ”键，删掉后如释重负。也许３０万字对于别人来说是一部长篇，但我写作并不追求数量，我永远不会期望著作等身，只期望每部作品都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自己。我写《远东朝鲜战争》花了４年，编辑都急了，因为与他们给我１年写作时间比，我４年的写作时间的确超长了一点。但让我去攒一本书，我不用１年时间，２个月就足够了。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剪贴出来的东西，读者绝不会买账。因此我不想欺骗读者， 我对读者是心生敬畏的。一个好的作家，只有对读者心存敬畏，写起来才如履薄冰。我在《１９０１年》中有这么一句话：不管是什么人，一定要心存敬畏。
商报：你最初是写小说的，但是现在主要是进行历史写作了？接下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王树增：至今我也喜欢小说的写作。１０年前，出版社约我写《远东朝鲜战争》，当时我的写作领域主要还是小说，因此不太想写历史，直至写了《远东朝鲜战争》，我才觉得自己确立的叙述风格和历史观是能写出一两本好书的，因此我开始写作《１９０１年》。
因为我对历史写作的标尺是做到每一条史实都有据可查，因此我阅读了大量的史学作品，并积累了很多读书笔记，由此引发了我“中国近代史系列”与“中国革命史系列”的写作计划。“中国近代史系列”包括已经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１９０１年》，《１９１１年》明年能写完，《１９２１年》的写作也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中国革命史系列”包括刚出版的这本以及曾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远东朝鲜战争》，最后我还想写一部关于解放战争的书。写完这两个系列，我肯定还会回到小说写作中来。
商报：军人的经历是不是也多多少少地影响了你的写作？
王树增：如果一定要说职业与写作发生过联系的话，那就是军人的全局观念。我主张不论读史还是写史，不要纠缠在某一个历史细节，而要把某一个历史事件放到大历史的浪潮中，不就事论事，也不要引导读者就事论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