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一个朝代、一届政府对于民族意义上的漫长之国家来讲，只是匆匆过客而已，民众哪有长期爱它胜过爱民族文化之国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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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读过鲁迅著作的人，都知道他做过一次演讲名为《无声的中国》。就个人发出与众不同尤其是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几乎不能受到保护的现实境况来看，鲁迅不愧是一个残酷现实的批评者和悲剧性的预言家，使尚存热血的人悲怆得五内如油煎火焚。他的洞察之细达毫芒，实在无出其右者。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多只有被规定好了的群众之声，没有千人万声的自由言说，没有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没有自由表达的生动局面。尽管高尔基早就说过，“因为一个人是他自己的样子就用死亡来威胁他，那是极卑鄙与愚蠢的”。但这样的事并没有丝毫的减少。一个中国青年王开岭用“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的“天问”，来作为他《激动的舌头》一书的开篇起首，彰显这个声音的独特而重要，如洪钟大吕。让我们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发出这样的吼声：“不能——这不公正!”因为对于人来说，没有比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并且能够好好活着更重要的事了。
苏联不少作家尤其是高尔基在很多同行遭受迫害的时候，利用他的影响施以援手。但在中国晦暗的时刻却没有像高尔基一样的人，除了说明我们不习惯和无能喊出“不能——这不公正”外，更厉害的是因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整人办法大行其道，搞得你不仅没有正常的社交圈，而且抽空你活着的伦理基础，亲人划清界限，朋友同事揭发告密，所谓众叛亲离。总之，人们视你如寇仇，避你若瘟疫。如同对一棵树一样，将你连根拔起，使你丧失空气、阳光、水分和土壤，你便只有“慷慨赴死”的命。思想家顾准在即将离开人世时，近在咫尺，想见自己的子女和老母而不得，这在苏联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在苏联并没有成为整人的，不可更易的一大通用法宝。这也是王开岭申说摩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的真正原因，因为摩罗文章照鉴出了中俄两国精神土壤里的深层区别。发出“不能——这不公正”的声音固然是重要的，但让这个声音使更多的人能够知晓并知道怎样使用，却必须要有“现场直播”式的新闻，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民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在获得知情的基础上，民众才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断。王开岭进而申述马克思的言论：没有新闻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只能是虚幻。因此王开岭主张对电视播映权不是官方独揽，“最诚恳的办法是：有官方的，亦有民众的。反正‘摇控器’始终在老百姓手里捏着”。之所以要“向‘现场直播’致敬”，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把判断权交给个人，而不是使个人成为被操纵的傀儡。
爱国主义对于很多人都不是什么问题，而在王开岭看来，这里有一个误区。“一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仅仅是人们所习惯的那种‘爱政府主义’吗)?”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表达国家观念所常用的三个英文词汇，便不难察觉此中奥妙：State侧重政权，Nation侧重民族，Country侧重疆域。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替，在历史长河中比较频繁，不同的是民主社会利用制度来进行理性更替，专制制度却只有通过武力血洗来推翻，而一个国家的疆域版图也或有变迁，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积淀虽也随时代变化，然必有其深藏若虚的精神背景，确有其不可消灭的一面。这就是有不少文化大师常说只要文化不亡，国家便不会亡的真正原因，在日寇凌侵吾国，命悬一线时，就有不少人文化人极力主张并努力保存文化血脉，如张元济之抢印古代善本，郑振铎萦系于怀的“劫中得书记”。所以真正恒久的爱国心，是爱Nation和Conutry意义上的国家，而绝非我们平常所特别强调的State意义上的“国家”。如果用State掩盖、混淆乃至代替Conutry和 Nation，这样就会变成“爱政府主义”，一个朝代、一届政府对于民族意义上的漫长之国家来讲，只是匆匆过客而已，民众哪有长期爱它胜过爱民族文化之国的道理。王国维先生之跳昆明湖，若只是殉清，我们只有惋惜而已，但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他是感文化之衰颓无振，我们便要纪念和承接其精神内蕴，因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在是我们的至宝。简言之，王国维殉的是Nation，而非State。吾国文化同化或者吸纳他国文化之力，端赖Nation之力而非State，这也就是吾国虽有异族或异国入侵和征服，却能使文化绵延久远而不断裂的真正因由。由此我们便不难明了，State与Nation的真正区别。固然Nation之积淀成形，与State有一定之关联，但它们之间究竟有极大的区别，不可混淆，但教导我们爱国的人却偏偏要这样做。这样的爱国主义就会比托克维尔所批评的“本能的爱国主义”更等而下之，爱国主义成了被一时一地、一朝一代拿来进行短期利用的工具。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里替我的观点作了另一番互相发明的申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的爱”，“请相信，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巴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之人。”
鲁迅与胡适的区别近来受到特别的关注，似乎他们冰炭不容，论者也想将他们分出一个高下来。谢泳提出为鲁迅为何被专制制度利用，而胡适不被利用的问题(《鲁迅研究之谜》)，林贤治便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看法(《也谈鲁迅研究之谜》)。王开岭也将鲁迅与胡适进行多方对举，虽也说他们有互补之处，但多是将他们对立而言，崇鲁迅而贬胡适。我认为从思维上讲，他们都陷入了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误区，倘使用思想家伯林所阐述的“自由的两种概念”包括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来看，鲁迅代表前者，胡适代表后者，不分轩轾。鲁迅可能过份强调积极自由，有其非常激进的一面，所谓“一个都不宽恕”；而胡适晚年越来越强调消极自由，反复申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因而痛遭时人非议。其实真正的自由需要的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融合统一，缺一不可。换言之，我们既不能缺少革命的鲁迅，也不能排斥改良的胡适(王开岭贬胡适为“权力工程的改造乐此不疲”，其实正合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零星社会工程”之理念)，我们既需要批判的鲁迅，也需要建设的胡适(将鲁迅与胡适做如此的区分在我只是为了言说的方便，而非真的认为他们的思想没有交汇之处，这是必须特别说明的)。积极自由是重要的，但单单只有这种自由思想，便会引向法国大革命的暴政，带来革命后的奴役，因积极自由而进入万劫不复的专制深渊，这方面中国人应该有锥心之痛。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在近现代化过程中，引进民主自由思想时，老是不由自主地引进卢梭而非柏克、贡斯当、托克维尔，从而带来的真正的负面后果。激进到没有一定限度，就会出现以“人民”的名义来将某人判为“人民公敌”的荒唐举动，将集体意志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恶行便会频频发生。其实在我看来，鲁迅、胡适都是当今中国不可缺少的思想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将他们的思想资源批评修正并重新配置起来，发挥出更好的作用。与其像王开岭所说“胡适的前提是鲁迅”，不如说怎么样将鲁迅与胡适共同的思想资源利用起来，从而达致更好的效果，这比争谁被利用，谁不被利用可能更有意义。或者退而言之，我们要解决的是，在努力承接鲁迅思想的同时，用什么桥梁过渡到胡适，也就是从前提过渡到结论，从此岸到彼岸。前提和结论，此岸与彼岸并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要将他们连接起来。我敢肯定地说，中国缺少他们中任何一位所代表的思想和精神，中国的未来都将是不妙的，贬抑或崇奉任何一位而不是同样重视，已造成我们当今思想界的无力。因此不管是“新左派”也好，还是“自由主义者”也好，都要有容忍对方批评的雅量，因为只有一个开放而非自足，允许试错而非真理在握的理论，才有可能对现实起到应有的诊治作用。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为建立一个更趋合理的制度而贡献自己的思想智慧，而非囿于任何派别和主义上的胜利，它们与我们想要获得的真正的自由民主来说，都显得过于渺小。
王开岭是勇猛的，但也是激动的，所以有不少文章激动有余而理性不足，热情高炽而思路不够清晰，偶尔也有类同于“清洁精神”的泛道主义成分夹杂于篇章之中，宜乎取名“激动的舌头”。他的文章固然申张了不少常识，语言颇多明白晓畅之处，但过于生造的词汇如“冉升”(可能是冉冉上升之意)、躏害(可能是蹂躏迫害之意)等，不在少数。我认为思想写作(当然哲学研究除外)不能因追求语言的个性而丧失其表达之明白。《激动的舌头》一书分为《声音》、《俄罗斯课本》、《精神之塔》、《自己的夜晚》四辑，我认为前两辑大部分篇什的思想相当锐利深厚，而后两辑中不少篇章则显得轻飘而紊乱。如果能做适当的删汰才出版，那么无疑是一本更令人满意的书。不过，无论如何，这并不妨碍我为《激动的舌头》喝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