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结构和解构，有时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对立体。
老村通过阿盛这个人物把中国人的精神特质解构出来。
于仲达又通过批评把老村的小说意图结构起来。
面对中国，我们是先结构还是先解构，还真是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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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的画廊来看，阿盛是和阿Q、堂.吉诃德、五龙一个精神谱系的人物。阿盛是一个既有现实性又带有荒诞和象征性的独特艺术形象。阿盛这一艺术形象所具有的丰富的现实性意义，不在于他确实是一个写得真实传神而不乏荒诞的“权力妄想症”患者，而是在于作品集中描写了解放以来极权时代到后极权时代的底层小人物如何在暴力和权力的席卷下疯狂乃至最终走向精神分裂和死亡的。
一些评论家注意到，与老村昔日的小说《骚土》相比，《撒谎》显露了老村创作上的一大超越。的确，从黄土洞穴到成长为一位“乡土作家”，老村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辛；而从一个“乡土作家”到一个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作家，老村更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精神蜕度。在创作长篇小说《骚土》时，老村坚持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艺术来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底层，小说一发表就引来争议。老村说：“我生命的根在中国乡土。这决定了我只能站在自己的乡土上说话，即我的叙述模式必须是东方式的。”这一写作曾被某位批评家称作“奴隶式的写作。”老村是一位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对于土地特别执着的作家。他追求的是那种与土地有血肉般深层联系的真文学。老村摒弃了那些空洞的现代理念的支撑，脚踏实地地从生活的大地上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之源。苦难挣扎的生命和粘血带泪的生活，才是老村文学的源头。老村的文字深深浸透着生命意识、土地意识、苦难意识和自然意识，难能可贵的是，却又不乏批判意识和自省意识。老村写作缘起于对人生苦难的觉悟，缘起于对苦难民众的质朴感情；他的爱憎，他的悲悯，他的批判的展开，一切都源于他对自己作为弱势地位的精神自觉。老村对历史、文化和苦难的知情，成就了他的精神高度。多少年来他一直像一位老农一样，深情悲悯地凝望着那片苦难的大地，苦苦寻找着战胜苦难的途径。老村时刻背负着精神上的重担，不媚俗、不趋时，自觉忍受漫长时间的煎熬。与一些作家美化乡村相比，老村笔下绝对没有恬淡、优美、悠远一类的景色，而是充满了贫穷、愚昧、暴力和偏执等顽症。怎样看待几千年来专制文明的黑暗的？他认为王权的产生有其复杂的诸多方面，但责任不能简单地推卸给文明本身。譬如多民族生存地理的同一性人口的周期生膨胀、宗族村社的抱团守成……等等，都构成这个多民族大国走向王道治国的必然??抑或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老村的写作一直自觉地将自己与民族的苦难捆绑一起，对其所有缺陷进行有效自觉地认识与改造。
为什么说这么多呢？以上这些正是老村与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老村对于现代性有着自己独特的追求，这不是简单从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身上直接克隆过来的，有着自己朴素的精神追求。《撒谎》里呈现了独特的、老村式的世界模式，对国民精神与现实的历史命运的阐释建立在荒诞、夸张、变形而又不失真实的叙事体验的基础上。
主人公阿盛生活在50年代初。一个叫呼儿海的小镇。作品中呈现了一个偏僻、贫穷、愚昧、暴力、荒诞、混乱的生存景观，在这种封闭的精神空间里，人们疯狂崇拜暴力和权力，那个时代没有私人空间，个体被整合在一个封严的权力系统中，个体意识无从培养，奴性思维潜入骨髓，天生的精神侏儒。阿盛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的恐吓和粗鄙奴性的教育里，他的潜意识里，没有自我，毛泽东就是神。阿盛的父亲是位兽医，自幼生活贫穷卑微，他的老父亲一年到头总穿着他那件遮住膝盖的破老羊皮袄，一辈子没换过第二件衣服。脚上一双皮靴子，帮子翻开着，长年累月就像站在两朵破败莲花一样。无论见谁，他都是萎缩着矮矮的身子，嘻嘻地傻笑。生活在这样凉薄、冷漠、困窘、歧视的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相互敌视、嘲笑、折磨，心里扭曲，认为老爸“窝囊”。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为改变这种生存境遇而疯狂的自戕行为。令人绝望的是，阿盛竟然是一个上过师范学校的知识人，他当了教师又把自己接受的奴化教育源源不断地传授给他的学生，致力于传播奴性文化，这又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愚民。呼尔海镇的人清一色萎缩、矮化、短视、侏儒，这样的人群映衬出阿盛的“鹤立鸡群”。生活在一个权力崇拜的年代，阿盛从小幻想成为“伟人”、“巨人”、“领袖”，他习书法，读马列，写诗歌，张贴大字根，搞批斗，消灭麻雀，这个生活在巨型专制背景下的精神怪胎，集中了那个时代典型的思维：专制、浪漫、狂热、自私、自大、非理性、愚忠、自恋、冥顽，他耽于幻想，经常产生“权力幻觉”和“权力妄想症”，所发言论都是脱离世俗的宏论，而且头脑简单，易于摆布，乐于参与制造政治事件。与阿Q没有土地没有家不同，阿盛有工作，却不安分守己，对权力充满狂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永远紧跟您！”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渗入阿盛脑中，根深蒂固，也可以看出建国以后国人精神世界的侏儒化。
老村重点将笔墨花在阿盛修炼功法上，以这种独特的角度来透视国民性的弱点，同时巧妙地将修炼功法和政治运动挂钩，从思想和社会层面剖析中国大地极大思潮的原因。老村集中对历史、文化、民族个性、政治、教育作了深刻反思和批判。《撒谎》第52项借张大师的嘴侃侃而谈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实际上也是一位功力很深的气功大师。他向红卫兵挥手的时候，立刻产生很大很强的气流。那功力在全人类都是绝无仅有的。广场下面的人一见到他，立刻产生很大很强的气场。那功力在全人类都绝无仅有的。广场下面的人一见到他，立刻会感到一股强大的气流向他冲过来，整个人除了欢呼和崇拜，什么知觉都失去了。”书中94页中借常书记的口说：“拉人的时候，先深入到社会底层，将那些瞎子、瘸子、残疾人、多病之人、药罐子，无业或待业人员、穷人和智力障碍者……将这类人发动起来。因为这类人对改变自身命运有强烈需求，所以很容易接受号召，发动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很快能获得社会的同情，造成大的影响。等影响闹了出去，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这是对政治的最大解构，也正是中国社会专制的根源所在。历史上的反抗势力都是从累似宗教的信仰传播开始，这就是民众不成熟的宗教心态一再被利用的原因。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就成为任何一个已经控制王权的阶级和想要控制政权的阶级争夺的焦点。现实社会转型，信仰和道德失落，那些思想单纯的人，心地善良，心中有困惑的人，便易被控。专制势力正是利用了底层民众贫穷、愚昧、盲从、渴求改变命运等思想痼疾才得以根深蒂国，八千年来坚如磐石。中国历史上一直都通过一种类似“君权天授”之类的方式产生执政势力，权力更迭通过暴力斗争的斗争。通过阿盛修炼功法，可以看出邪教的本质是“精神控制”。精神控制者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作为重点，迎合人的固有的宿命论等“思想基础”，反复进行求同存异和“洗脑”，扩大共识的思想渗入，使人产生心理共鸣，进而达到以“心理认同”，转化为“心理暗示”，再转为“生命体验”，从而完成精神控制的过程。
造成中国社会黑暗动乱的原因，当然不只是所谓传统文明，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曾有学者将中国的社会定义为“灾民社会”，并将“灾民理性”概括为几点：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具有这些精神特质的国民，正好构成了专制政治的肥沃土壤。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首先，“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的活着”构成了中国人的两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不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阿盛就生活在这样偏僻、闭塞、贫瘠、极权的背景下，在这样一个颠倒、扭曲、变形的专制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暴力、疯狂、龌龃、下流，人们习惯了谎言、盲目、狂热，习惯了把自己的头脑当成权威（领袖）的大脑的跑马场，习惯了麻木和奴役的命运，社会的真相被掩盖。阿盛头脑里装满了各种流行的术语和意识，类似常书记和张大师这样的“精神导师”以引导者的名义，在操纵和玩弄着他，他是强势文化下的弱者。专制社会的外表坚固的秩序下，代价都是精神的麻木、人心灵的寂灭、道德的危机。恐惧和谎言到处蔓延。呼儿海镇的每一个人，只有把“活着”的理想寄托在一个外在偶像上。于是，怕官、崇官、想当官的官本位文化渗入人心。巨型专制、灾民理性、文化愚民、奴性思想是普遍存在着的精神现实。从呼儿海镇到富加地区，生存资源都被诸如常书记、镇领导、高厂长这样的人物占据着，底层小人物，阿盛面对这种“灾变型贫困”（贫困、苦难、疾病、饥饿、无知），他的存在陷入持续被剥夺的状态，悲剧般地被排斥在这种权力系统的外面，成为一个多余的实用性的工具符号，甚至他连基本的话语权力被剥夺了，当他不满高厂长对工人霸道带着工人开会时说：“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高厂长不尊重工人的问题。”高厂长就破口大骂：“你妈X！你算个鸡巴毛，在我们厂里开会！讨论你妈X！”随后高厂长一边骂，一边操起大铁钳把阿盛砸伤。阿盛的悲剧来源于权力系统的持续剥夺，在这种强有力的剥夺下，阿盛在存在层面陷入无限匮乏之中。
现实境遇的贬抑，物质生活的无限匮乏，致使阿盛处于一种无比荒诞景况之中。外部空间被堵塞，只能精神内缩，阿盛只能依靠幻想掌握权力控制别人，他无法直面匮乏屈辱的现实处境，只能进入功态，自我催眠，在意念中掌握权力，在幻想之中找到那种掌控群众、领袖群伦、呼风唤雨，让民众膜拜的真实感觉，在这种幻觉里人具有了狂热、残忍的政治幻想，个个都成了政治领袖和专制暴君，可以任意牺牲一切人。与阿Q相比，阿盛更加妄自尊土、狂妄好色、自欺欺人，甚至一度陷入政治狂想当中，把自己看成大众的救星。阿盛早晨醒来，向人们庄严宣告：“我基本上已不是人了！”这样一句黑色幽默，竟成了国人存在实质的寓言。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专制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下，人早已经是非人了。不把自己当成人，早已经成了一种生存规则。陈晓明先生说，老村的写作总是描写处在生活最底层的人为维持和摆脱最基本的生存欲求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乖戾形态，揭露乡土中国的精神畸变，表现中国农村中的贫困造就的愚味和偏执，特别是揭露了流氓无产者的荒谬与卑劣。但是，陈先生只是指出了表层的东西，并没有指出乡村中国精神困局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灾民理性。乡村因长期闭抑和物质匮乏所造成的无知蒙味却丝毫没有得到改观，反而越来越加重了。这种精神困局虽历经时代变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老村通过底层人物阿盛的可悲境遇，给现代阿Q画了一幅漫画像，他告诉人们，不觉悟国民给社会带来多么可怕的恶果。正是形形色色的阿盛们构成“文革”席卷中国大地的原因，同时构成了专制的基础。中国社会长期的灾难之中，有三种原因：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文明的缺陷。这三种原因之中，人祸为大。老村通过阿盛这一精神个案，重点解剖的是“灾民理性”主导下人的精神毒瘤，这种精神毒瘤相比物质贫困更为可怕。阿盛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受到严峻现实持续剥夺的情况下，无法借助暴力攫取生存资源的阿盛怎么办？只能从外向内撤退，精神无限内缩，退回到个人幻想的世界中，功法在这时帮助了他，在张大师和常书记的支持下，他一步步进入精神妄想之中，在功态里，他的灵魂与肉体分离，实现无灵魂状态的自由飞翔，久而久之，他无法回到现实，因为现实是匮乏和无味的，阿盛象抽大烟一样，养成了对这种精神状态的依赖。这是一种彻底的“精神自宫”，阿盛在腾云驾雾之中严酷修炼自我阉割，形若枯木，最终实现所谓的“天人合一”，在这个境界里，他向一切施暴，一切也向他施暴。老村通过阿盛这一形象，从与阿Q既同又不同的别一个更为具象、更为残酷的视角批判了中国人“求诸内”的传统心理和心理机制。所谓“求诸内”，就是拒斥对外界现实的追求和创造，一味向内退缩，制造出种种虚设的理由（比如：穿墙术、土遁、空中搬运、辟谷、意念、信息等）求得心理平衡和精神胜利。儒、释、道之所以在中国能实现“三教同源”，原因之一就是这三教都有“求诸内”的心理渊源，合流之后更加重了这种趋势，长期积淀为一种顽固的心理定势与精神机制，铸成国人的弱点。老村对民族缺陷的反思与认识进行了多年的深刻探究，他之所之创造阿盛这一人物形象，用意之一在于要把退回内心以求精神胜利的普遍现象集中在一个荒诞人物身上，予以戏剧化的演示，让人们在笑声中猛然醒悟自身类似的弱点，逐步克服。而老村笔下的阿盛，则是血淋淋地展示了另一种残酷的“求诸内”??修炼功法以此解决自己和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阿盛幻想着用气功给老百姓治病，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拯救天下苍生，实际上呢，作为凡人的阿盛要是一顿饭不吃就感到饥饿。老村通过阿盛这一人物形象，狠狠批判“精神万能”的毛时代，是对那个所谓“精神万能”的毛时代，是对那个所谓“精神造反”时代的无情嘲弄。造成阿盛修炼功法的主要原因是时代环境，从习书法、背语录、读马列、张贴大字报、写诗歌，再到练功法，透过这些变来变去的文化道具，可以看出国民性的普遍弱点，这形象地说明“求诸内”这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已经成了国民自身的心理定势与精神机制，十分难以扭转。如果不从根本上纠正中国人“求诸内”的致命弱点，将心理定热与精神走向扭转为求诸外，整个社会的发展将依旧按着巨大的惯性走回老路。生存境遇的残酷和政治制度的压榨，是导致阿盛沙漠、麻木、怯懦和残酷的社会和政治原因。物质生活贫困，人与资源不成正比，生存资源被国家垄断，加上严酷的吃人政治，为了生存下去，阿盛只能依附现体制，冷酷处世，对权力充满畸形渴望，被动性地选择做狡猾的愚民，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极权社会，他的主体性格横遭挤压和磨损，却又无法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面对外部潜移默化的伤害，这样匮乏的物质生活长期笼罩着阿盛，其实毒素早已经进入他的灵魂内部，只是他无法反思而已。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人，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自卑，对自己百般贬低，认为自己的命不值钱，只有伟人的命才值钱，不把自己当成人，更不把别人当成人，自认奴才，甘做牛马，这真实是长期以来统治者实施强迫者性教育的结果，把奴性意识灌进了底层人民的脑中，并灌输权力金钱等不平等观念，更要命的是灌输了阶级观念，使他们的压迫合法化，由此造成了底层对于权力金钱的畸形渴望，一旦得以“翻身”则又制造出另一种压迫性统治。阿盛不对奴性统治作丝毫反省和抗争，反而把屈辱转移到他的妻子小麻和徒弟董学师等人身上，进行补偿性的压榨，以便在对别人的压榨中获取快感。阿盛缺乏自知的能力，只是按照自己的本能生活，既无自我，又无对生命的感觉，“求诸内”不可能把阿盛从毁灭的结局中救出来，更不能激起他对施加在身上的各项压迫作“绝望的反抗”。面对种种欺压和幕幕耻辱，阿盛不是寻求对环境、现实、创造的内在适应，也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理之类超越价值超越价值感缺乏兴趣，面对每一次现实中的失败，无法以本能的生命意志去抗衡，他却主动向内深缩，直到消灭本性和中心。这是一种触目惊心的“精神自宫”。阿盛的主体被严重摧残，要想解除这种痛苦，只有把压抑扼杀主体性的势力彻底消灭，使主体性的潜能发挥出来。在一个封闭社会里，压迫的力量（常书记）和被压迫性力量（阿盛）之间有一种互动存在着，这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压迫。暴民一是中国人一种国民性类型的普遍人格，是被有意培养、故意放大、蓄意保持的一个精神毒瘤。暴民是暴政的基础。暴民的反抗也只能是“以暴易暴”。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强大力量。阿盛是永远不在场的，在场的是他的身体而非他的灵魂，他的灵魂充满了集体无意识，而非纯粹个体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苦难，世界上罕见。但是，如此苦难动没有相关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学缺乏深刻表达刻骨铭心苦难的能力，一些作品在面对苦难时，表现出逃避、掩盖、轻佻、油滑和苍白，文字成为无关生命痛痒的摆设。有一些文字，用逍遥的庄禅精神来消解悲戚和痛苦的心境，失去了一种担当的悲剧精神。老村通过阿盛这一人物形象，还深刻批判了普遍弥漫于中国文化人心中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阿盛这一人物身上，有着一种中国文化人特有的狂妄自大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一种传统文化基因里滋生出来的病态人格，在这个文化古国里，似乎有了一些文化（比如习书法，背语录，写诗歌等等）就以为真理在握，就可以俯视众生，就高人一等，自然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救世情结。中国的儒士从来就是以拯救天下为己任，总是想着把自己的个话语上升为政治话语，从来不去追问那种知识在中国大地上苍白和贫困的原因；而当个话语一旦上升为政治话语便被政治利用，成了打人整人的精神利器。在阿盛个人话语里掺杂着政治话语，个人话语被政治话语扭曲得触目惊心。书中第243页阿盛说：“像我这种铁腕式人物迟早会这么办的！因为天生就有这个能力，也总结出无比丰富的历史经验，随时会调整一套对我有利的方针政策，然后用充分的理由和借口镇压一批人！杀掉一批人！清理一批人！这股劲儿我已经憋了许多年了！”“我这人平生最怕的就是找不到对手！有人胆敢和我对抗，咱们来吧！我会让他尝到我的厉害！我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书中第269页阿盛对董学师说：“听师父一句话，真正的练功人是六亲不认的！练功人无父无子无儿无女，以天地宇宙为自己的至爱至亲！你看看你师父，何时何地念叼过爹呀妈呀？他们在我心中是没有地位的！我早就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地了！”书中第273页阿盛对董学师说：“可惜你的知识太少了！假如你的知识再多一些，你就知道这样的岁月意味首什么！同时也能看出你师父的武功有何等的厉害！说实在的，当我看到金庸作品里的英雄心狠手毒，我就些老大不服！”在书中第276页，阿盛眼前白花花一片，感觉进入很空很空的境界，这一境界就是“天人合一”。按老村的理解，这便是几千年专制王权所派生的“内圣外王”。内圣的核心，是要人们通过自我修炼首先成为圣人，从而再达到统治、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王”。这几乎成了中国知识者人生成功的一条心由之路。儒家认为人异于禽兽，人性假设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上的，开出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大理想，“圣贤人格”一直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它通过“修齐治平”这样高度社会化的过程来实现。有论者指出，孔子在塑造一种“仁人志士”的同时，在现实层面上由于受中国宗法社会的限制，潜意识上由于对理想化父亲的期盼，他设计了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这种伦理要求则使具有自我神性“的统治者具有最高最强的控制力，成了人间的上帝。在操作上，人们容易将对“圣王”（权威）的崇拜取代了儒家“圣王”的真精神，“圣五一权威”本身成了理想的图腾。如果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对诸如自尊、优越、完善以及成功要求过高，人们在正常生活中满足不了的自尊就要用病态的方式满足。阿盛一头扎进功法的修炼之中，以吸引崇拜者听他大谈功法，这时的修炼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它成了主人公满足自己要获得赞美，以维持自己在乡邻中“伟人”形象的一种工具。所以在他的修炼过程中，缺乏对他人人格、情感的尊重，其目的是希望他人觉得自己非同一般，希望他人对自己项礼膜拜，为了这个目的不惜以他人为工具，也违背了儒家以人为本的宗旨。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神性自我”的社会期待，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导致了人们无所不能感和权威崇拜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重要特征。这种“天人合一”式的修炼，实质上只不过是“天王合一”，或说天赋君权。有关“天人合一”的概念，很难说清楚。但从原始社会的“人神相交”，到春秋时期的“道法自然”，沿着这条线索，可以发现“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源，其实就是古人对冥冥中不可知力量的崇拜与屈服。可以看出，老庄的理论，实际上全面继承并发展了《易经》的思想观，与古人的神人观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是从原始的宗教?万物有灵论发展而来，只不过把“神”换成了“天”，把“神旨”换成了“天意”，把宗教脱胎为哲学，但这个“天”依然是有意识的主宰者，“天人合一”，就是要服从主宰者的意志，强调无欲无求，一切顺其自然，企图靠消灭一切欲望和自我来摆脱人生的各种烦恼。这种缺乏正视外部世界的勇气，不热爱生命，对现实、对生活的害怕与逃避的心态，自古以来便深深植根于中国特有的保守经济之中，懒惰是其灵魂，恐惧是其躯壳，“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无道”（《老子.第四七章》），已经狭隘到了完全脱离现实世界，把自己禁锢在内心的幻想之中，靠唯心主义先验论来自我麻醉的境地。（《天人合一之批判》）这种由“灾民理性”主导下的“求诸内”的精神机制所导致的极端形式就是“天人合一”，是在这些精神机制和心理定势的背后却映衬着文人选择的无奈。先秦思想家是在一个极为动荡混乱和礼崩乐坏的背景下提出并建立起自己的学说的，他们敏感地洞察到人在宇宙和自然之中的荒凉，了解到世界意志的不可战胜，清醒地意识到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更了解人类在世界上的悲剧地位，因而也有更强烈的悲剧意识。但是，他们动消除苦难，而不是在这种苦难中意识人的力量和人的意志的伟大。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独立性，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力量，因而也否定了人的任何激情，否认了人的悲剧精神。在阿盛那里，悲剧没有被作为悲剧所意识，反而以喜剧和荒诞的形式出现，这是更大的悲剧。
老村通过阿盛这一人物形象把国人精神世界中的毒瘤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出来，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怎样认识阿盛这一人物形象，就成了老村给当下知识界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已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了，其实认识阿盛，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老村曾说，先不要以自己看成什么，先将自己看成是个人，一个有着人类生命基本特征的人，老老实实坐下来，做一个普通民众，来参与改变民族命运的工作。也就是说，民主幸福是从作为凡人以及对凡人的尊重和爱开始的。比如恢复对民族苦难历史的知觉，建立起基本的辨别事非的能力，对每一个人充满温暖和爱意，以一颗“平常心”生活在平凡无奇的生活细节里，不要动不动就以“大众领袖”、“知识精英”、“学术大师”的傲慢面孔出现，发言最好不要逾越自己所处时代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让自己的姿态更接近个人生命本质在历史空间上的真。恶劣的自然生态和严酷的社会环境逼得阿盛们不得不以“权力妄想症”患者的形式出现，可是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文明，无不以暴力的摧生和暴力的覆灭为惨重代价。我们这个民族太缺乏一种“审痛意识”了，缺乏对苦难刻骨铭心的感情，往往苦难一过，痛苦就很快又被遗忘了，苦难却很难成为一种精神资源，却成了许多人忆苦思甜的精神补品，人们依靠这种补品生活，形成精神依赖，执着于一种幻觉，甚至将“恶俗”当“美”来崇拜，如何从苦难的历史中提炼出一点有益的精神启示呢？如何在苦难中建立起一种精神自觉从而避免民族悲剧命运的重演呢？如何在苦难中建立起个体对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国民性的独特认识？如何避免那种祸害民族的“伟人”、“圣人”情结在人们尤其是知识人身上真情发作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要敢于提“当年事”，去揭过去的“疮疤”，正视自我与历史的丑恶，在承受了巨大的悲剧之后，进入冷静的、理性的、无情的自剖，彻彻底底地重新认识自我：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什么思想（文化）根基上，使自己既被迫屈从、又主动迎合极左的统治；既是这种统治（专政）的对象，又成为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基础？……应该承认，这样的自剖是痛苦与艰难的，极左统治的力量在于它的蛊惑人心、自欺欺人的种种伪饰，非得有非同一般的决心与勇气，才能剥落出掩藏在服饰、皮肤下的赤裸的自我与血淋淋的真实。但也难有经历了这样的切肤之痛，才能真正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使自己获得某一程度的清醒（对历史、社会、对他人与自身）。 |
